取号机之于“设计早教”
■连冕(中国美术学院)
我是一名道地的穷教员,没有积蓄,也勿需常往银行,更不愿接受那种可笑的“封建残余”——“贵宾服务”,所以,我得“取号”排队。随之而来便是遇到了关于取号机及其摆放的一些浅白的“规划”问题。
我去过的不多的银行,自然都格外清楚要将它安排在最显眼的地方,比如入口。原因也极直接,就是要在进门的一刹那便可将客流分散,以利各行其是。以特别爱整洁的业务员居多的营业点,包括取号机在内的各色半自动电子辅助设施,往往被整齐地高低一字排开,从进门处延伸向大厅里,俨然列队恭候检查的模样。而那些最能体现营业员“用心”为顾客着想的,就是将取号机摆在门边的“第一位”。但,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好意”。
作为一名并非天天光顾某银行,做不到将银行当成自己家的客户,我们完全无法摸清哪扇门、哪扇窗、哪张椅子在哪个具体方位。从基础心理角度论,人总是依据一般的行动规律展开运作。以“第一位”的取号机为例,如果门外没有足够开阔的空间,令人得以从远处便瞥见它的存在,那么顾客进来后必然不是马上“拐弯”,面朝常理上的右手边,继而顺利发现它。更可能的情况是,先向前迈三四步,东张西望一番,以便在新的环境里分析出“头绪”。待到辨明周遭,准备调动个体经验,比如左右、前后、上下等空间认知来进行下一动作时,事实上,我们已离门边的那台机器有了两三步开外的距离。
若是人高马大的男性,因为步幅以及略带急促的心情,与它倒更容易成了“远远”地“擦肩而过”的“陌路”。于是,本想着方便来客的“第一位”的安排,却成了让人不得不走“回头路”,继而引发不必要的烦躁甚至口角的“罪魁祸首”……若再算上取号设备老化、反应迟缓,银行员工行事拖沓,以及一脸嫌贫爱富的表情,那么多数顾客,从进门的瞬间开始,其服务体验和感受就只能用“恶劣”来形容了。
简单不过的取号机的摆放,从浅层看,足以印证我们不少“窗口”行业是否真能做到“换位”思考。有些,即便在门口安排导引员和指示牌,多也脱不了形式化的嫌疑。而最终的效果竟又好像在干涉你的个人隐私,夸张者还会顺便推销什么莫名其妙的“金融产品”。
于是,有人要羡慕西式大银行那古典或新古典主义建筑了:宏阔、气派的门厅,或许可以令人在获得安全感的前提下,更从容地选择需要的服务项目。但,我也到过个别仍保持此格局的“旧楼”营业点办理“业务”。事实是,在那类堂皇空间里,除了令我这种“自甘卑下”者不自觉地放慢惶惑的脚步外,找个小小的叫号机,同样困难得很。
必须承认,现代主义功能建筑最大的合理性,是建诸公共、适用的民主价值观之上。而在西式古典风格建筑内,接受服务的却仍是“贵人”:他们不需要找位置,难得的几次亲临,都早有专人伺立在侧,不是导引,而是等候旁人使尽浑身解数地为之“效劳”。所以,浪费空间的高大屋宇,在令秉持权势者倍感稳固的“亲切”之余,“凡俗”的功能价值却极低。
那么,还有人会说,这真正现代的人生观的“完成”,除了可由建筑者“启蒙”并实现外,室内设计师也大可从“非物质化”层面,从排布之初便有所作为。此点我坚决认同,但就这个时代的专业培养模式上看,与其指望“出产”足够多的人格优良的设计大家来解决问题,不如从幼年起便将民主设计的观念渗入每个人的心中。所以,我认为,要尽快推广“设计早教”。也即,希望每一位公民在尚还年幼之时,便能从非专业层面,从一种真正的常识角度,更多地获得善的设计意识的普及教育,并完成初步的实在内化。
其实取号机的摆放这类小事也并非有多么玄妙、高深的道理,更无须某专业人士隆重前往“布道”。但,在中国对于健康而朴质的社会生活几乎已经完全放弃的当下,我们却往往可悲地无法自觉辨知,什么才是人之本原的创造性地革新世界的能力。我们惯常的情势,是不可控地被捆绑在各种怪异的“飞船引擎”之上,冲着未来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奔去,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