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画院成立于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至今已经走过27年岁月。在全国省市级画院中，武汉画院资历不是最老，规模不是很大，此外，武汉画院的画家们埋头在自家园地耕耘的兴趣和付出，似乎远超过对声望的追求，外界的观感比较低调。但是，就人才实力和艺术创作的成就来看，武汉画院又是同级画院中的翘楚。当我有机会接触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渐渐地为他们的才华所吸引，更感受到当下这个画家群体的非凡实力和特性。

　　这些年来美术界对于画院体制、画院存废以及画院改革等等，不时会听到一些尖锐的说法，然而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画院的设置已过半个世纪之久，其得失去留涉及诸多方面，在当下并非个人意见所可左右。但依我个人的看法则认为画院的设立既有其历史的传统，更有其存在、发展的必要。几十年来画院的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画院起到了保存、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推动中国画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画院制度下画家们得到基本的生活和创作条件，尤其在新时期以来，极左的文艺思想束缚逐渐解除，创作自由前所未有，加之社会经济财富迅猛增加，恢复了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觉，有力地提升了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中国画艺术事业也迎来了空前的兴盛繁荣时期。

　　画院制度对于我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仅以宋代画院来看，由于宫廷的提倡，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画院体制，一批有才华的画家，享有俸禄，在相对安静的画室环境下作画，可以想象，画家之间既有师承授受，又会有切磋更有竞争，这一种“准职业化”身份，绝对不同于此前与后来的文人画家的业余状态。同时，在宫廷的唯美趣味和精益求精这种影响之下，画院艺术风格无疑也对于院外画家们有所影响，这就是令我们赞叹不已的宋人绘画乃至“小品”之作的精美绝伦。当然，宋代社会对文化的注重也是重要的背景条件。遗憾的是宋代之后盛景不再，职业画家沦为工匠地位，而业余性的文人画成了主流，艺术活动成了官宦文人茶余饭后怡情养性、舞文弄墨的遣性之举，绘画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几百年间，以文人画为主体的中国画面貌变化不大。反观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资本经济萌生，无论教廷、宫廷、官员、商贾，他们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基本上都是价值交换关系，教皇国王的订件是要付款的。即使达·芬奇晚年居住在法国，受到法兰西一世国王的礼遇和庇护，他的《蒙娜丽莎》也没有白白相赠，而是卖给了法国国王，至今成为法国人的财产。正是这样的交换关系形成了竞争，从而推动了艺术（包括技术技巧）在欧洲各国的发展。

　　上面是我对于画院体制的一些思考，并非质疑我国绘画的文人画传统和宝贵的写意精神。但是，自20世纪以来，中国由封闭落后的封建农业社会，历经坎坷苦难而进入现代社会，在新世纪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文化层面来讲，经济的强劲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念，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对文化的参与和享有的自觉更是空前的高扬。与此同时，现代人审美视野的广度与高度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这一切推动了当代中国画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当下中国画的各种风格流派、形式技法之多种多样，放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当然，这个局面是自由的又非杂乱无章的，正如人们常讲的，我们的“体制性”决定了它的人民性和社会性，这就形成了包括画院体制在内的主流文化。画院文化现象可以说是我国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层级、各种体制、不同归属的画院，难以计数。其中难免鱼龙混杂，难免非议，但毕竟瑕不掩瑜。新时期30余年来，大批优秀画家的涌现，许多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大多出自画院体制之下。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画院能够受到同侪们的推重，未必在于级别的高低、画室的规模乃至成员的多寡，归根结底在于创作的水准，要聚人才、出精品。武汉画院的优势在于较高的创作水准，尤其是拥有李乃蔚、冷军这两位领军人物，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出色的创作成就，已经为武汉乃至湖北美术都带来声望和影响。艺术品生产的经验告诉人们，出色的大艺术家引领和照耀着一个时代，没有大师的艺术史是不可想象的。我这样讲并无意于将李、冷二位抬到大师地位，我只是点明，由于他们二位对于艺术的虔诚和执著、他们对艺术独特风格的追求和令人瞩目的成绩，所起到的引领作用。

　　李乃蔚是当代著名的工笔人物画家，1997年他的《山菊》，获得“全国中国人物画展”银奖，是由于此作与另一件作品在评委中争持不下而决定不设金奖之故。《山菊》以超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健康质朴、清纯美丽的山乡少女的形象，以高度写实的表现技巧赋予人物内在精神的刻画，艺术技巧的精纯独到，李乃蔚苦心孤诣地向高峰攀去。其后更有《银锁》(1999),《红莲》（2009）等名作问世。改革开放新时期带来思想解放、社会转型，财富积累，推动了艺术市场的繁荣，为画家们的生活与创作带来种种好处，无庸讳言的是也出现了脱离生活、不甘寂寞、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李乃蔚和武汉画院的画家们，始终以“十年磨一剑”的沉潜心态，对待生活和创作，出精品力作，很有中流砥柱的意味，值得称道。

　　另一位著名的油画家冷军，上世纪80年代以来，屡屡在全国大展获奖，其油画作品以超写实主义的冷峻理性精神和表现技巧，令人过目难忘。我虽然关注中国画创作，但每次站到冷军的作品面前，都要长时间观看，想着作品的主题，更想着作品怎样达到如此超体验的逼真？技法如此精到真的是难能可贵。油画是舶来品，学来不过区区百年。中国人要掌握好西洋的油画，要克服文化上的隔阂，要解决儒家文化“雅、俗”观形成的重“意”轻“技”的惯性思维，涉及到油画的移植本土化问题。新时期以来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交流与融合加深，油画在中国有更快的发展，早被西方美术界边缘化乃至放弃的造型写实传统，竟被中国人以“人弃我取”的精神继承下来，变成我们的精神食粮，历史会证明这未必不是明智之举。冷军和他的同事们孜孜矻矻地埋头工作，证明着中国艺术家具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在油画的道路上会走得更远。

　　同在一个画院，寻求各自不同的风格道路，显示着画家们的成熟和水准。樊枫的城市题材意笔水墨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阐释着人与现代水泥森林的非自然的抗拒而又依赖的无奈心理，也是现代山水画的独特课题。他的另外作品《绿色家园》（1999）、《雨过西陵》（2002）则又呈现一派理想的清新畅爽、绿色氤氲的意境。显示出厚实的功底和探索精神。江中潮是更为注重笔墨意味、寻求传统花鸟画的现代意趣和画面构成的当代中国画家。在其传统风格的花鸟画里，笔力沉厚，墨韵凝练，显示出画家对传统花鸟画中文化精神的理解与追求。另一位青年画家严好好，2002年的毕业创作《生旦净丑》获得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金奖，以对于传统中国画风格的大胆突破，得到评委专家的肯定。对色彩和画面形式感的大胆追求体现了她的艺术个性。

　　武汉画院也和国内许多画院一样，在编制外特聘了院外画家，一方面增加了画院和更多画家的联系与团结，增大了画院影响力的外延，另一方面，使得许多院外画家有机会参加体制内的创作活动，使许多人得到归属感和凝聚力，使得画院充分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这些画家们的参与，对于武汉地区画家们的实力有了更好的展现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汉画院是个很具实力和规模的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