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绘画，醉心艺术，还能做点什么？王迎春茫然了。
在今天，谈论艺术创作的纯粹性、非功利性犹如奢望，明天还会有方向吗？
市场化导向与严酷的泛娱乐化风气考验着艺术的生命力。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是显示坚守的意义、真诚的意义及价值。
一、天成之美在灵性
谈到王迎春，自会谈到她与杨力舟合作的那些名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主席给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的谈话》、《挖山不止》、《黄河在咆哮》、《太行铁壁》、《太行烽火》等。也自会谈及这些作品产生的背景，时代的、文化的，谈及天时、地利。“地利”即西部的滋养。在那里，她沉潜在生活中，深切地感受民情风俗、文化积淀及时代风云，并决心用手中画笔加以归纳提炼，绘成图画，用她的专长反映生活，回报社会。生活本身无可厚非，它的基本面貌一定要体现绝大多数人的诉求和心愿，因而永远充满活力，展现希望。它从不缺乏美。艺术家只须从中捕捉画面，将物象与主观感受相结合。毕加索说：“艺术家是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刺激的仓库，从天空、大地，从纸片，从走过的物体的姿势和蜘蛛网等，都能不断地使他感受到某种刺激。”由“刺激”到形成作品，则是艺术的“十月怀胎”。
王迎春出身工人家庭，1942年生于太原市。早在小学读书期间即表现出绘画兴趣与灵性。她就读的太原市柳巷小学没有美术老师，美术课由班主任老师代理。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说：“你们随便画吧”。大多数孩子都照着墙壁上的五角星或铅笔盒上的图案画，唯独王迎春对着讲台上的老师画速写，画好之后还涂上颜色。等到发作业本时没她的，“咋不给我发本呀？”老师说：“本在校长那，校长叫你到他办公室去取。”校长拍拍她的头说：“是你画的吗？画得很好，还真挺像。但以后不要随便画老师啊。”校长接着说：“以后学校画黑板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自己吗？”她问。校长说：“是，你自己，你一个人包下来。内容由老师给你布置。”
这年王迎春8岁，读小学二年级。出一期板报要有内容、有图案、有设计，图文并茂，还要新颖好看，还要每期不重样。校长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女孩子？而且要她独立完成？校长在用这种方法培养一位小画家吗？
常常，放学之后，别的孩子都走了，她留下来画黑板报，老师陪着她，把内容大概讲一下，任由她独自发挥。老师买来烧饼，她吃着烧饼画着画，慢慢长大。后来，由画黑板报发展到画挂图，老师出个题目：“上课讲话要举手”，她便画几张课桌、一些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举手示意，要求发言，画成之后在图画下面写上字：“上课发言要举手”。“吐谈要往痰盂里吐”，她画一个孩子掀开痰盂盖，画一根虚线表示吐到痰盂里了……虽然简单，使用一些普通纸张画水彩画、儿童画，它却是早期创作，没有任何参考、模仿，全凭想象自由发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能力？没人指导没人教，老师让画就画出来了，一直画到小学毕业，上初中了，小学老师还经常喊她回去画黑板报、画挂图。
后来，王迎春作为艺术家的一些突出的特长、能力，例如构图能力，将一个主题变成一张画；将生活中的感受转换为形象思维、画面语言等等，其源头、原点，都与在小学得到的锻炼有关。从小画家到大画家，王迎春用一句“命很重要”作了概括、形容。
1955年，王迎春就读于太原市一中，美术课老师赵梅生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点上两只眼睛，两个嘴角往上一弯笑了；往下一弯哭了。一个简单示范，感觉非常神奇，感觉画画太有意思了! 促使她越发喜爱。初中二年级，新来一位美术老师叫卓然，毕业于南京艺专，科班出身，中西兼长，指导学生画素描、画石膏、画圆球体，把一个圆球画得立体、画出明暗关系，这让王迎春第一次感到画画有难度，因而也越发有兴趣，一定要按照老师的要求画出来。她报名参加“绘画兴趣班”，课余时间画写生，到少年宫画石膏像，到公园里画桥、画塔、画荷花，背个画夹子到处跑。“哎呀”，邻居跟她母亲告状说：“你们家春子跟一帮男孩子到处跑。”这期间，她的写生作品入选太原市“中小学美术作品展览”，第一次向社会展示她的绘画成果。
初中毕业之后考高中还是找工作？当时也就这两项选择，还没有报考美术学校这个概念。班主任说她数学学得好，到家里走访，动员她报考高中。卓然老师也去家访，要她报考美院附中。母亲认为美术只是爱好，不是专业，不能当饭吃，不能养家糊口。卓老师说：“你不懂。一张画发表之后能挣200元稿费。”父亲干体力活，月工资70元，养活全家5口人。画画比干活挣得多，有说服力，母亲同意女儿报考附中。正赶上西安美院及附中到太原招生，设有考点，太原共考上5个孩子，有4个是卓然的学生。就这样，在这个考点上，王迎春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改变。没有卓然，她顶多报考高中，毕业后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工农家庭，压根就没想过成名，没指望成龙呀变虎呀，成个家，有份工作就很满足了。因为爱画，又碰上卓然这样的老师，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当一个广阔的、崭新的美术天地向她敞开大门的时候，她陶醉着、吮吸着。她发现，只有绘画才能带给她真切的快乐、无尽的享受。
二、心无旁骛作笔耕
1957年，王迎春考入西安美院附中学习绘画，从附中一直读到大学本科毕业，从1957年到1966年，10年时间在西安，经历了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六四年“社教”，六六年“文革”，一个在校学生，所有这些运动都赶上了，一个不拉。领导挨批、教师挨批、大学学生也挨批。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人称“谢牛刀”、“牛魔王”，几个女同学相邀说：“走，咱去看看‘牛魔王’到底啥模样？”找到他的寝室，迎面有人问：“你们找我什么事呀”？女生们一见扭头就跑。哪是什么“牛魔王”?很正常的一个人，因为有思想而遭受迫害，甚至毁掉一生，这就是“政治运动”。王迎春跑回去之后心想，我上美院为了什么？我是来学画的，不是为了天天参加批斗会。有时开大会，她便“开小差”，在下面悄悄画速写。主持人在台上喊叫：“这么严肃的大会有人居然在下面画速写！”她没理会，旁边有同学提醒说：“说你呢！”那个时候，她就“白专”了，一位团干部坚决不同意发展她入团，说她是一个“白专”典型，只对画画感兴趣。
难忘1958年暑假，过得最有意义。她参加班里组织的“诗画长安”活动，三五人一组，分头下去作画，画遍长安县几十个村庄。每到一个村庄粉刷一面墙壁，画成壁画，配上诗歌，老乡们围着看，感觉很有成就感。背着行李卷、颜料桶，一群学生娃由这个村步行到那个村，画完一个村紧接着转到另外一个村，有时要走到深更半夜，惊了狗，“汪汪”叫。那年吃饭不要钱，走到哪吃到哪。一斤面蒸一个馍，叫“大杠子馒头”，王迎春一顿能吃一个。就觉着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地里的花生多得没人收，白面馒头随便吃。大丰收呀，大跃进哪，到处都是亩产千斤、万斤，画在乡间墙上的画也全是这类内容，小孩在花生壳里睡觉，站在麦穗上唱歌……没想到，转过年来开始饿肚子。
感谢阎勤民同学，发起、组织了这次暑期绘画活动，痛痛快快享受绘画的乐趣，王迎春发挥她擅长构思和组织画面的能力，只要有一个主题，她很快能构思、编织出画面。阎勤民是干部子弟，很有组织能力，胆子大，点子也多，在成天开会、不准画画的情况下，他想出这么个点子，走出学校，以配合政治运动为名，为同学们创造了这次实践机会，利用暑假集中画了一批大画，显著地锻练了绘画能力。其绘画风格则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既有生活真实又不乏丰富的想象力。
随后，校方安排画礼堂壁画，王迎春被选拔出来参与创作，与两位同学合作完成了巨幅壁画，而后又合作了一幅长卷《跃进图》，代表学校向省委献礼。她发挥自己的专长，构思画面，贡献创意，画一朵大花涵盖整幅画面，花瓣里展开各种场面，有大炼钢铁的、开拖拉机的、给农田施肥的……工农商学兵，都在“大花”中。在这个时期，画什么、怎么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她也没有放弃努力，尽可能地寻找和创造实践机会，积累和发展自己的艺术才华。
附中4年，除了开会，参加运动，学校也还断断续续开展教学。1959年上创作课，老师正正规规指导学生搞创作，这让王迎春十分兴奋，跃跃欲试，构思了一幅草图《四女跃进》，画几位女性劳动者，有挑粪的、养猪的、修梯田的、搞科学试验的。老师表扬基础不错，要求她画到熟宣上，力求画好，争取出版。这是王迎春的第一幅国画作品，要勾线、上色，人物以外，还要画背景，草呀、树呀都得画出来，她感到有些为难，杨力舟主动提出帮她画，她画人物，杨力舟补景，画筐子、土坡、劳动工具。画完了，老师推荐到《陕西画报》发表，得到20块稿费。回想当年卓然老师说画画也能挣钱，果然应验了，虽说钱不多，难得兆头好，用自己挣的钱买双鞋穿，感觉好极了。
这年王迎春17岁。
三、融入西北大环境
还在婴幼儿时期，王迎春生活在外婆家。外婆心灵手巧，会画炕围子，会剪窗花，用这些东西将屋子装扮得喜气洋洋。窗格很多，窗花也很多，五颜六色，非常漂亮，她一睁眼就能看到，形与色的交织正是她生命的早期记忆。外婆用白布为她缝制一个布娃娃，塞上棉花，画上嘴巴、眼睛，用黑粗线捆扎成小辫子，生动可爱，喜欢极了，每天背着到处跑。外婆的屋墙上还张贴着年画四条屏，画的是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这类四条屏构图形式对王迎春影响深刻，从《四女跃进》到《同在春季》，到《被屈辱的妇女》，再到《太行烽火》，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实践，她都在尝试运用这种传统形式。婴幼儿时期享受那样一个至美的环境，到少年时期萌生对美的向往、追逐；到融入大西北，接受新事物，加深对美的理解；从欣赏美到创造美，王迎春的人生轨迹非常清晰，也因而非常纯粹。
“大西北”伴随大视野。外出求学期间，寒暑假来往于秦晋大地，目睹和感受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情形、劳动场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于她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也是那个年代的绘画潮流。例如她画放羊娃，画小羊羔，得其天趣，活泼可爱，看似童话般的编织，实则源于生活。那时，每个学期都要下乡实习。1964年学校搞“社教”，她随队下乡，参加劳动，吃住在老乡家里，时间达一年之久，成天在沟梁土塬上转悠，看那阳光洒在山岗上，跟随娃娃们上山放羊，非常开心。她从这种亲身经历中提炼出画面感，画那无拘无束，明媚宁静，和谐自然，一个一个陕北放羊娃都那么可爱，活跃在她的脑海里。她将羊画得拟人化，作品洋溢着童话般的气息。朴素的创作手法已经不再是生活的直观表象、直接提取，而是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高度体验及综合加工的结果，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寥寥几笔，高度概括，足见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观察和理解之独特和巧妙。
我们看到，生活经历正在逐步改变王迎春的审美倾向，促使她的画风由小情趣逐步转向大格局。她天性善良，爱美却挑剔，小时候跟着大人看戏只看“花旦”，不看“花脸”，只要发现舞台上要出现“花脸”了，绝对不看，马上钻到凳子底下或捂着眼睛问：“走了吗？”，直到确信“花脸”退场，她才睁开眼睛，接着看戏。看的是“山西梆子”，现在叫“晋剧”。三四岁时，她就跟大人吹嘘说，长大了要当名角，把外婆的头巾戴上，在土坑上模仿一位当红女演员的表演。她模仿着画外婆屋墙上的挂图，喜欢画古装仕女。后来跟卓然学画，卓老师鼓励她说，你将来就画仕女吧，肯定能画好。初中时期她经常画仕女，画梁山伯、祝英台、穆桂英、花木兰。迷恋林黛玉，酷爱仕女画。她画的月份牌画，自己家里挂着，同学家里也挂着。考入附中，第一次参加校办展览，她临摹了一幅徐燕蓀的仕女作品，得到好评。
但是，大西北注定要促其改变。悲悲切切，唯美的东西渐渐淡去，她的作品由柔弱之美转向厚重之美；由单一的观赏性到强调浓郁的生活气息，突出精神内涵；在这样的审美意趣上锐意攀登。
这种转变，明显受到刘文西影响。1958年，刘文西由浙美毕业，分到西安美院任教，一年后在学校展馆陈列展出“陕北写生头像系列”，为王迎春所喜爱，不仅仔细欣赏，而且还认真临摹。杨力舟出个点子说：“你去和展馆的老师说说，要是能借出来临摹就好了。”还真说成了，每天闭馆前借2幅晚上回教室临摹，第二天开馆前还回去，等到闭馆时再借、再还，用这种方法将这套“系列”全部临了一遍，对西北农民的形象产生浓厚兴趣。
她虽生在城市，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人一样，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溯二代、三代，祖上全是农民。农民、农村、农田，是我们谁也脱不开的根系。可是，若不是画画，不会对农民的形象如此着迷，不会去研究不同地域的农民有何差异？刘文西发现并刻画出陕北农民特有的形象美，说到陕北农民，马上联想到白头巾，联想到《四代人》里的那种形象。可见，优秀的艺术作品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有多大。在刘文西的作品前，王迎春愈加清晰地确认着自己今后的绘画方向，无论思想、感情还是艺术实践，深深地扎根于大西北。
附中毕业后，她考入西安美院本科国画系，继续研习人物画。她酷爱传统山水画技法。国画之外，她还到油画系蹭课。她一直将素描作为重点，长抓不懈，以求准确把握人体结构，不断强化造型能力。结构找准了、理解了，面对形体，几笔就能画出来，画在点上。否则，就只能一点点地抠。她酷爱雕塑。主课以外，多数学国画的同学选择工艺美术为选修课，唯独她选了雕塑，作业还得了个“五分+”。课余，她临摹宋人山水画、花鸟画以及其他传世名画。并且，她开始涉猎西方绘画，上世纪60年代还接触不到西方各流派的绘画，她侧重研究了罗马尼亚画家博巴的“结构素描法”。她追随刘文西，从校园到陕北农村，从课堂到田间，刘老师画速写，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她暗自较劲，老师一天画10张我也得画10张。山水、雕塑、博巴、刘文西、蒋兆和，她不遗余力地吮吸所能接触到的绘画营养。
四、基层实践练硬功
生活中，你只要全心全意地、真诚地热爱一项事业，生活迟早会为你准备好礼物。
1966年本科毕业后，王迎春分到北京幻灯厂就业，成天开会、劳动，没有时间画画，倘若不想荒废，就得另谋出路。她选择了回老家太原，和杨力舟一起找到一家印刷厂上班，负责产品的图案设计。大学生主动下基层，很受工厂欢迎。那时候生产事小，“革命”事大，三天两头上街游行，扛着大牌子，打着大标语。印刷厂是小厂，自打来了两位大学生，名声大振，他们画的宣传画、领袖像在游行的队伍里十分醒目。画厂区门前的毛主席像更是视为艺术实践机会而十二分地用心，造型准确，色彩逼真，画成后的效果比印刷品还好，引起轰动，成天有人围观，惊动了太原市的美术爱好者，前来观看临摹。 （下转第4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