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哲学的界限被破除了。在历史上，艺术与哲学构成一对基本的文化矛盾，决定着时代文化的总体形势。两者界限的消解意味着一种新文化类型的产生。艺术与哲学都进入一种后历史的文化处境里。哲学的终结与艺术的终结结伴而生。从思想史和艺术史的交织和互动来看，当代艺术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与当代思想相同的两难形势，即：一方面要在存在学意义上质疑对象（自然）的自在持存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又要在知识学意义上否定自我（主体）的先验明证性和确定性。在这种双重的动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代思想的困境，也可以看到现代/当代艺术创作失于无度和轻率的根源。

　　问题也可以表达为：后哲学的哲思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后艺术的艺术创作是如何可能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后哲学的哲思与后艺术的艺术之间可能有和应该有何种关系？如果说现象学、特别是后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后哲学的哲思尝试，那么，艺术现象学的探索也可以说是一种后艺术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考的努力，目的是要在不确定的“对象”与同样不确定的“自我”之间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艺术构成和创作方式，以及一种新的艺术理解和思考方式。

　　——孙周兴《艺术现象学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