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俞序文

　　近现代之印谱中，最称渊雅、精工者无疑应属《丁丑劫余印存》。此谱为杭浙四大藏印家各出所有倩名手精拓而成，作为终抗日战火（丁丑即民国二十六年，八年抗战由此始）后劫余之检阅。

　　四家中，丁辅之、高络园与葛书澂（平湖人）均为世所知，仅俞序文知之者甚少。十多年前，西泠印社所出书竟误指俞氏为创社四英之一，闹出大笑话。

　　要论俞序文（1897-1942）之藏印，还必须从其外祖父傅节子谈起。傅氏浙人而宦闽中，为赵之谦之好友，赵氏曾为傅氏刻过不少印。傅氏生一子三女，子傅栻寿不永，又无子女，故傅家两代所藏均归于三女傅青儒。青儒嫁余杭俞氏，育两子。长子彦文，任要职于财政，无意于文物，故悉交于次子序文。

　　俞序文能治印，但所作极少。余留心多年仅得三印稿于其藏书上，有注文称系其自作。今发表“俞氏藏本”与“金石癖”两印以见一斑。

　　11.王鹿春

　　民国之时，杭州有名画家王鹿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传：“王耕，现代。字鹿春，浙江萧山人，在杭州卖画为主。初写人物，近任熊一派。至中年，凡花鸟虫鱼皆有法度，亦喜作博古。题字学金农。性诙谐，所得润资半以买醉。余则搜罗瓷、铜、玉石以为乐。民国十几年卒，年五十余。”此传不谓不详，却未及于印。其实，王氏早年有印作。

　　此印刻白文“胆大心小，智圆形方”，颇含人生哲理。若论印风。则近明清之际而略有浙派之流动意蕴。边款为柯怡（字匋庵）所补：“此石由王鹿春君所赠，篆法高古可爱，不知何人之作一恨，匋庵记”。因系早岁之作，此道久不弹，故王氏讳言已作。

　　余任天先生告：昔年曾藏鹿春款之印，早已散传。尚藏王氏所用红木镇纸。上刻砖文篆书“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六日鹿春王氏造”。此物余于“文革”中曾借出拓数纸，其平方正直略显流动之神韵一如此印，更证此印当系王氏所作也。

　　12.陈叔通

　　杭州陈豪（字蓝洲）之两子，皆民国时之闻人，二子仲恕名汉第，为求是书院（浙大之前身）之学监；三子叔通名敬第，为辛亥革命元老，反袁尤属有名。

　　建国后，陈叔通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及工商联主任委员，可谓属国家领导人一流，韩师登安与陈氏有世谊，每娓娓为余道及陈氏曾集历代画梅百余幅并关心西泠印社诸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余从沪上文物商店购得一印。两面刻，一系朱文古玺“蝶孙”，一系白文汉印“福”。边款三行：“蝶孙大兄法家鉴定，丁酉九秋二十又七日灯下治。叔通并记。”回杭后，即检之《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偌大巨著仅金代之宇文虚中一人与“叔通”有关。虽知陈叔通，总以为他系政治要人而未加考虑。

　　一日，携新得数印趋谒韩府。登安师一见即断为陈公之作，并称蝶孙亦杭州人。并留拓边款两周后始归还，可见其珍重也。今韩师仙逝已久，每思昔年容膝楼论印之乐，不禁为之神往。　　　　　　　　　　　　　　　 （待续）

　　13.范帝青

　　此君名中有帝，或以为真人必狂士，其实大谬不然。可见，世事往往不可以常理度之。

　　余于文革中于西泠之山川雨露图书室见此印，刻章书“落花人独立”，款“帝青”，价一洋。曾向值班者李君哂其过贵。后于亡友申屠云章处闻知：当年申石伽创小留青馆书画社，其弟子必另起一带“青”字之名。忽忆帝青，即询及此君是否馆友，云章兄告：不但是，而且为杭州之社长。临别时又告：帝青实一爱国者，杭州沦陷时，彼开一西蒙书店以济市民，其名盖隐西子蒙难也。翌日适星期日，即趋西泠购印捧归，李君怪余之前后异态焉。

　　后查民国三十六年所出之《美术年鉴》，果有“杭州理监事为范帝青”句于“小留青馆”简介中。八年前，从鼎宇师弟处挖得范氏山水二十幅，曾撰《为人遗忘之山水大师范帝青》一文。

　　范帝青名瑾，其人性谨朴而守身如玉，果如其名。范氏为人极低调，另有生业（房产），艺事纯为爱好。此印系以草书入印，五字参差错落，分朱布白自然典雅，佳作也。亡友以“篆外求印”作标榜之孙正和当年曾见此，亦自叹不如。

　　14.邵裴子

　　余于六十一年前跋涉七日，从福州至杭州入国立浙江大学习医。曾闻：省文馆会主任邵裴子原为浙大首任校长。后来，又同为西泠印社之社员。

　　邵老晚年，居马市街文管会宿舍。与余同任科技史研究会之王士伦，即其邻居。因被患泌尿系统肿瘤，我曾应邀前往会诊数次。论医之余，也谈些金石。所之，也是忘年之交了。

　　其时，我已立志收集资料将来续写《印人传》。因此，见到老辈必以“您会印否”为询，对邵老亦不例外。彼不作答，而从其大写字桌右手一抽屉中摸出一把刻印用之平口刀相示。彼未说明，余亦不敢再问。过几天再去时。他忽然郑重地取出一方“邵长光印”来，并称：“此系我早年所作。”我翻阅五面见无款，但不敢问及。彼已会意，说自己边款刻不好。曾想请王福老刻个序也迟迟未作。如今，更无人可补矣。那天告别时，他忽将此印举赠。并称：“你系四十年来首先碰它者，也算有缘，即以相托。”其时，余简直目瞪口呆，不知所对。后其女邵令仪告我：此印之封套为早年她所手制。

　　15.金石寿

　　书法家每以“金石之寿”入书，亦有仅作“金石寿”者。而民国时之杭州印人金公即以石寿为名，亦巧矣。与之同类者如南浔之金石书画家王公，而以孙乐为名。姓名组合之妙，莫过于此两公。

　　金石寿原籍苏州，先客杭州。任职盐务局，工余颇喜金石碑版以及弄石治印。家藏一商觯，即颜所居为商觯室。曾恳其师邓散木为刻朱文“商觯室”印。金氏所藏印，余曾得小部分。昔年中国印博开馆前，曾请八专家论证，两人提出不应缺邓氏作品，而印社实无藏。大家目余，只得表示当检一佳者相赠，即“商觯室”也。邓之边款注明：以虞山师（即赵古泥）法刻相赠石寿，则一印关乎三代印人也。决心赠印博，自当择最佳者。

　　金石寿为人端谨，在杭绝少与同好交往，西泠诸集均无其踪影。唯抗战时期随盐务局迁龙泉，适由金维坚、余任天等发起龙渊印社，彼曾参加。

　　此印西面刻：朱文古玺“金氏”与白文汉印“石寿”是也，石虽小，印则雄，佳作也。

　　16.陈兼善

　　三十多年前，沙师宴请一台湾名家令我作陪，以其子为浙医一院医师余之同事故也。原来，即中国首席之鱼类学家陈兼善（字达夫），其时，余已开始从事印史之研究，知道1914年成立于杭州一师之乐石社之中坚份子有此人，果然。一师毕业后，彼极少与金石书画界来往，故世人罕有知其能印者。陈公曾任台大校长、台湾博物馆馆长等要职，其时系秘密来大陆渡晚年。国家即命其子陈枢专职侍父，可见重视。

　　陈公于印，颇为深研，虽浙之诸暨人，然在杭多年。尤以所就学之杭州一师，老师中名流辈出。其时成立之乐石社，得李叔同（弘一法师）、经亨颐等名流为师，又与西泠印社之叶铭、王世等多所来往，声明甚隆。陈公与沙师曾同任职于广州之中山大学，既属金石交又为旧同事。阔别数十年，复合于杭州，真世纪之会也，余有幸参与焉。

　　此印刻“金石寿”三字，属大篆而以细朱文成之。外有紫檀印盒，为某友索去。有边款，匆遽中未拓。余以手战故，已多年未拓款矣。

　　17.王杰人

　　亡友孙元超、韩师登安之早年弟子，故余以师兄呼之。孙君遭遇之惨烈，余每与朋辈道及必为之泪盈于睫也。

　　孙君绍兴籍，其同里有王氏弟兄三人者皆金石书画家。竹人、菊人以画名世，杰人以印著称。其实，此四人后皆在杭生活。

　　此印系孙元超临终前一年所赠。当时，正值十年动乱，斯文扫地。孙君苦烟瘾，嘱以卷烟二十包为赠，当有奇物令我惊喜。余以烟往。孙君先尽半枝，然后徐徐探囊出小印一钮为赠。其印文甚怪，初不能尽识。孙君乃称：“印文七字，生生世世作印人也。作此印者，亡友王杰人也。赠印者吾而受印者汝，此三人皆今世之迷於印者也，宜有此印缘。”

　　再察边款：“癸卯四月，杰人制。”查历书，系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杰人之长兄竹人，名云，系西冷印社社员。菊人、杰人亦常与西泠诸公盘环、不知何故未能入社。三兄弟皆能金石书画，杰人尤精于治印与刻竹。韩师登安处有两箑骨系其所刻，精妙之极。杰人亦韩师之金石交，当年两人曾拓遍杭郡诸藏家。

　　18.周轻鼎

　　文革中，余愤造及派“只专不红”之苛责遂逍遥于金石书画中。受韩师登安之启示，乃立志于印人传之研究。

　　浙江美术学院多位教授，均曾协助我院针灸专著图谱之作，时常晤谈于斗室。其中，能治印者仅邓白一人，余尤亲近焉。邓公知余志向后甚嘉之。并称雕塑系名家周轻鼎亦好印多年，世人知音极少，并允为我先容。

　　周轻鼎（1896-1984），湖南安仁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曾求学于上海美专，后又东渡日本，西赴巴黎，苦苦求索，终于成为国际著名之雕塑家。尤以动物雕塑，世推一流。周师母系东南亚华侨，与余同籍福州。见面时，每作乡谈。又因两老偶有医药之咨，余必诚心为助，故每往必茶点为欢。周老为余述及在巴黎时与音乐家冼星海同居斗室，并制豆腐为生事，历历如在目前也。雕塑大师竟能治印，令我称奇不置。

　　周老治印，起于少年时受乡里影响。在上海、日本之时均未曾间断过。彼又能诗，余曾录其咏动物之诗有句云：“对我无言能解语，于人有益可捐躯”。余以为：古今赞动物之诗皆莫能胜此者，可知其对动物感情之深。

　　由于两老者之雅爱，曾出印一盒命余择一二留作纪念。余择瓷、石各一，再拜受之。今将石印发表，白文“泥人岂敢步诗坛”七字，关于周老之雕塑、诗词与篆刻三事。印文任其倚斜，系周老真率不羁之作风，并非效法齐白石，读者请留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