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祥输了，如果不是终审判决，我们很难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这并不是一次大快人心的判决。郭庆祥委屈，众多的批评家不满，赢了官司的范曾也未见如何的兴高采烈。作为一名批评的从业者，我从法院的判决中读到了有关批评的消息。

　　法官是不是批评家，法院是否是学术机构，法院的法官是否有权利或者有能力来肯定或否定一种艺术观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观点”必须是“艺术的”。郭庆祥之所以委屈，一些批评家们之所以不满，就在于他们认为郭庆祥的批评是“艺术观点”。郭庆祥自己说：“我坚持认为‘笔墨官司’理应‘笔墨打’，法律也无权对我的艺术观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决。”遗憾的是，法院还是判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

　　我以为问题还是出在了所谓的“艺术观点”4个字。也就是说，郭庆祥以为的“艺术观点”并未得到法院的认可，不仅不认可，而且认为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从所谓的艺术进入了道德层面，这就怪不得法院或者法律了。

　　我曾经说过，批评不会因为这次判决而消亡。理由是郭庆祥的批评欠缺艺术的含量，他引以为据的“流水线作业”并不具备太多的学术含量。范曾成为今日的范曾，不是靠着“流水线”的作业方式，而是靠着其他的更为复杂的方式而成的。如果批评范曾，我们必须把他放在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发展框架上去考量。在“徐蒋体系”内，范曾的艺术有无传承，有无发展？与方增先、王子武、周思聪、杨之光、刘国辉、吴山明等人比，范曾的特点又在哪里？他的笔墨功夫又该如何衡量？他的市场运作方式如何？如果我们的批评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我们的“观点”就可能是牢骚而不是“艺术”。把牢骚当艺术，那就由不得别人不抓辫子。

　　因此，我认为法院的终审判决恰恰抓住了郭庆祥的辫子——牢骚的而非艺术的。也正是这个抓辫子似的判决让我对批评的前景充满信心。那就是批评是艺术而非情绪；是审美判断而不是情感判断。

　　以郭庆祥之阅历，他若潜下心来做学问，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批评家。因为，作为藏家，他所过眼的东西实在太多，他的眼光之高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我的这篇文章还有置疑的话，那么，我置疑的是他的冲动以及他把冲动当做批评锋芒的冲动过程。

　　2011年，应该是批评家们比较惭愧的一年。这一年，我没有读到可堪欣慰的文章，反而是一个假摔——范曾与郭庆祥的官司，让批评家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些许生命的血色。但愿这些许的血色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真正的批评焕发生命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虽以终审判决的形式站在了2012年，但我瞩目这个来自法院的开始。因为它判决的不是批评的正误，而是什么是批评这个问题；它否决的不是“艺术观点”，而是生活中与艺术无关的一些东西。它没有裁定什么是批评，而是判定什么不是批评。有了这样的判定，日后的批评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