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朝花夕拾》中的《阿长与山海经》：那些“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那位“穿着新的蓝布衫，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的阿长；还有那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当然，当然，还有那幼时钟情于描摹绣像的鲁迅。

　　绣像之于他，犹如每日下课后聚拢在书摊、电视机四周的孩童、少年之于日本动画，单从这一点便足见拟态的平面形式对人的共同感染。是的，我是因着绣像与动画而想到了《山海经》，想到了里面那些“诱人”的神异鬼怪。我不去穷究它们的来源，不去证明它们是否真实，只乐于去直面并敬重此种伟岸的“存在”——它们给予我的，可能正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是对于“火”与“红色”的矛盾的畏惧与憧憬。这更是对于“拟态”技术的艳羡，艳羡那种能赋予不动物以动的“生命力”的马良般的魔力。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魔法学院”，更没有带来神力的超自然物。那么《山海经》又是一部怎样的“魔法书”呢？我觉得，应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名物”类“动画”吧。

　　我也不愿在“形而上学”的圈子里“较真儿”，只是真实地体悟到那一个个古代刻书匠刀下最奇伟、最瑰丽的“小鬼”，必然也将是今人平面或立体表现的直接养料。而这，更重新令我看到了中国图像的力量。

　　太史公在《史记·大宛列传》末尾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他的“不敢言”可能直接导致其至今都无法成为“显学”。以至于孩童们只记得孙猴偷吃王母娘娘的长命蟠桃，竟不知“王母”亦即“西王母”，典出《山海经》，最初可不是慈眉善目的。郭璞《山海经图赞》云，“天帝之女，蓬头虎颜。穆王执贽，赋诗交欢。韵外之事，难以俱言”。“难以俱言”看来是真的，周穆王与一位“蓬头虎颜”、“豹尾虎齿而善啸”的女性一起，文字怕是很难描绘的。而服侍这位戴着玉制头饰的帝女的是“三青鸟”。按我国研究者袁珂所说，“从其居地及其形貌可以想见：此三青鸟者，非宛转依人之小鸟，乃多力善飞之猛禽也”。五柳先生曾写就《读〈山海经〉》13首，其中有一句便是我们熟知的“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另有一则是“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长与年。”他又想借这种鸟儿对王母说什么呢？是不得志，还是前途未卜？

　　图像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并行，却常常因其载体本身的特性而在时光之河中时隐时现，而“动画”的观念又是这一切之中最精深、最不易察觉的“潜意识”。那么中国的“动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面貌？是古代与现代、文字与图像的简单叠加吗？于是，我自然还要问，这书中的“鬼怪”难道真的一无是处吗？

　　请不要轻视“小鬼”，若能使它们得到感召，化为“虎士”，则功勋建矣。

　　我是因为“动画”而想到了《山海经》，又因《山海经》想到了无数的“中国风味”的鬼呀、怪呀。以它们反观当下的中国创作，眼前却又不断浮现出两位对“鬼”情有独钟的前人——蒲松龄和张光宇。他们都运用了“拟态”和“动画”的手法，去深情而巧妙地讴歌“小鬼”们，《聊斋志异》与漫画《西游记》均称得上是将“魑魅魍魉”化为“虎士”的经典个案。可惜，囿于时代，《聊斋》只在白纸黑字中让它们“活”了，而张先生虽然运用了更直观的形式，但辐射面毕竟很有限。

　　时至今日，我们除了大度地接纳“史莱克”之类的西洋怪物外，更该有时间、有条件关照关照我们自家的“鬼怪”呵——看看它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到底怎样。我还想说，首先应该知道自家的“小鬼”长啥样子。因为，了解它们，你就不会惧怕；熟悉它们，你就会有魔力！

　　真的，再琢磨琢磨鲁迅的话吧，他说过他的文字和想象力来源于庄周，但为这一切做好的第一个铺垫，恐怕正是那些有画儿的“三哼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