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对我来说真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除了有时看看中央四套的“午间新闻”和六套的“周末影院”以外，几乎是休闲状态。收音机倒是不可或缺的伙伴，没课时在家蛰居，早餐后无线电波传递的声音，在洒在画案上阳光的温暖中让我切身感受到时光的流逝。假如在别的城市，它也会第一时间敲打你的耳鼓，让你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节奏。

　　阅读19世纪法国文学，常有外省人的概念。20年前我刚到杭城学画，租住在庆丰村农民房里，那时的黄龙洞庆丰村一带，还像农村乡野一样大片农田，春夏水稻秋冬小麦，每天经过田埂上春天的油菜花秋天的黄豆梗都是孩童时熟悉的景象，对于带着艺术梦想远离家乡的学子来说，身处的城市仍然那么遥远。这时，随身听里调频立体声的广播，不停地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每天发生的事情，哪怕节日打折广告也像是告诉外乡人这个城市的脉搏在某个角落跳动。慢慢地在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或者“白天不懂夜的黑”的音乐中缩短了我们这拨外乡学子与这个城市的距离。

　　广播传递的声音占据我青春记忆的很多片断。记得童年的清晨天蒙蒙亮，县城有线广播借助老屋堂前大门上那只黑乎乎的喇叭，传来叮叮咚咚“东方红——太阳升——”的音乐，整个乡村开始苏醒起来，我背上母亲缝了一个红五星的绿色书包在缭绕的炊烟中上学。30年前的乡村只有大村庄才有完整的小学，我成长的农村只有一个教室，一个民办教师教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人数不等的一排座位，老师上完一年级布置完作业再给另一年级上课。教室后面老师简单的炊具上那只广播一响，我们就知道可以放学了。

　　在城市听广播没有遥远的感觉，总觉得是邻家姑娘或者大叔在那只盒子里说个不停，不时传出好听的音乐。大学三年级下乡写生，到广西北部龙胜县龙脊乡平安寨，无尽的大山，美丽的梯田，还有生活在寨子里的壮族老乡。二十几天下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回到了没有时间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晚饭后，累了一天的同学，齐坐在山寨木楼走道上发傻，隔一大沟壑的大山，其实要走上一两天才能够走到对面，黑乎乎地仿佛贴在眼前，我从包里翻出带的收音机，叽叽吱吱地调到一个频道，这时全班同学都开始感叹，城市有时是那么遥远。

　　20年前浙江经济台的欧美音乐节目 “雀巢咖啡音乐时间”，长生路上杭城最早的酒吧“振动波”，流露出那个年代城市时尚的气息。还时常在音乐节目主持人掩饰不住的激情中，听到还处在地下状态的“北京摇滚”。刚考上大学的我们把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狂画画狂听在各个大学地摊上才能找到的卡口带，去亲近与青春叛逆年龄相仿的重金属。

　　画画时听音乐，总会忘记时间，只有听收音机里各档节目的变化才感觉到时光的流逝。上午“鲁瑾说新闻”东家长西家短的絮叨，晚上蓝调的悠远，还有以前午夜的万峰，让我了解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中那些不熟悉人群的生存现状。我经常告诉自己的学生，万峰先生愤怒中所传达出稳定的价值观在价值观混乱的今天是怎样的重要。正是这些絮叨、悠远、愤怒，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我们城市包容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