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日，我总在说服自己为与女性相关的主题写点东西，特别是针对女性设计师的评述和讨论，希望能循着“女性主义”和“性别批评”的线索，更多地进行关注。这也是就10年来个人学习、工作的一次检讨：我，以及部分同行，都的的确确甚少真正地在女性及其设计创作上倾注过心力，而大凡所能举出的“成功”设计师，似乎主要还是男性。相对于现代艺术领域，特别是文学、架上和装置、戏剧、舞蹈等范畴下，业已历经几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洗礼的盛况而言，我们实在是滞后了。

　　我觉得，“性别化”问题可以说是人类行为，包括“设计”在内，“进化”过程中的核心观察因子。原始社会，人的性别特征多只在直面生殖时才明确，就面料装饰、生产器具而言，现在所能找到彼时的性别痕迹更可谓凤毛麟角了。也即，文明欠发达的社会形态里，性别与除了生殖以外的日常的关系并不明朗，原始人群也不会十分刻意通过工具等的设计、制备和操作来分辨性别。但所谓社会成熟的一个表征，就是将“生殖”从文化角度“剥离”后，令“性别”摆脱“动物精神”，而落实为集体存续活动中一类重要且显眼的人群与用度的高级区隔手段。当然，“女性主义”或即“女权主义”的出现，正是如此“进步”的巅峰：女性主义者由初期争取平权，到中期驱逐男性，再到后来的联合男性，可以说均企图将被父系制所“恒定”下的“性别关系”，继而将由此形成的某些程式化的社会分工，进行新的、更趋“自然”的利益切割。

　　3年前，在我和朋友翻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加拿大籍的作者曾多次斥责过现代广告业为了抢夺“眼球效益”，而疯狂利用女子躯体展开卑劣的营销攻势。此点，在现今中国，尤其是在网络宣传上，也有了与西方社会如出一辙的“完美”翻版。当然，那些足以令人充满欲念的男体的“纯熟”运用，更是可与女性“并驾齐驱”了。换言之，“性别”问题并未因几场“运动”而真正摆脱可悲的“动物价值”，甩脱其被愚蠢地偷窥、猎奇的不幸命运。如若再捆绑上最智慧的人类社会集体行为之一的“经济”，我们恐怕也只能从伦理层面给予所谓口头的深刻批判了。

　　必须承认，尽管仍坚持认为学术应该是“灰色”的，可即便是我从上述那本书中提炼出的“宏大”的“设计政治”的概念，在面对强有力的“经济”与“社会伦理”问题之际，其最终的结局恐怕也仅得沦为干巴巴的吆喝。所以，自六七年前起，我便已清晰地感到，就“性别”角度切进，竟又极易跌入那种无法独立，迷失且尴尬的“分类法”的陷阱——因其往往只充当了旁的学科研究的一个起点、一个阶段，或一个噱头。

　　当然，目前这些不过是我在构想研究、选择个案时的思维断片。而西方经济学界，在近百年来学术与现实的互相冲撞和砥砺后，还逐步形成了借助考察女性微观装扮而突破单一“伦理批判”的路径。比如，通过高跟鞋、裙摆和口红的穿、用情况来评估宏观经济。本月初，在国内主流媒体的政经版面上，对此又一次做了相应报道。

　　所谓“高跟鞋效应”，即在大量调研相应区域的女性，于不同经济表现时段所着鞋跟的长短变化，将之与社会财富波动状况关联，继而为计算甚至是预测动态经济发展提供辅助和参考数据。其源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于美国商学院系统中孕育出的“裙摆理论”和“口红效应”，它们认为女子鞋跟越低、裙摆越短、口红擦抹量越少，社会宏观经济愈景气。只是，这些说法仍是植根于传统的“伦理”问题：经济局面越差，愈是无法天然、洒脱，女子则越需要通过凸显“性别”特征来完成现代社会生存中的个体认同、保护、慰藉和营销。

　　引我感慨的地方还在于，随着专门化研究的日趋蓬勃、深入，我们工艺美术界、设计史论界，包括国内外的情况在内，在连基本文字写作、史料选用、思辨层次等问题都未能解决的状况下，实在尚难突然转向关注这些带有交叉学科色彩的新手段与新方法。又或者，即便是关注、运用了，也未见到相对扎实、可靠、稳定的定量分析和理性判断的提出。大文科领域中的经济、管理学界，暂不论其难免的疏失，几十年来之所以迅猛前进，除了本身的先天优势外，我看更关键的还在于，是真的学到了巨细尽瞻且情理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