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与鸿照和亭人两位先生是好朋友，更因为他们的艺术耐人品味而他们的追求耐人寻味，所以我一直想写一篇有关二人及其画艺的评论。然而身缠俗务的我却总是忙这忙那而无暇顾及，又没有恰当的机缘催着自己动笔，也就拖了下来。去岁冬底，机缘终于到了，他们两位约上我和其他几位同道在西安雅集，于“元旦”那天办了一个名为“书画有道”的展览，并提出要我写些文字，因此成文。

　　在我的印象中，鸿照总是乐呵呵的、稳当当的，说话办事，当然也包括画画，都有点慢条斯理、不急不躁、不寒不火。可是有一次，我坐着他的车北进燕山，其车速之猛与超车之狠却着实让我有点紧张。回过味来之后才意识到，那正是自信与沉稳的表现——这同样也表现在他的画里。说到鸿照的画，我以为它反映出作者有心，也有谱。有心，是指鸿照对国画的传统及其引导的至美之境心向往之；有谱，则是指鸿照踏踏实实地对国画所要求的全面素养做尽可能完善的研习，而且日渐精进，包括对材技、法式等层面的揣摩和临写，也包括对画理、画意、画趣等层面的辨明和推敲，这些又都能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他对当代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审视和玩味之中。凡此，有心人不难在他的画作中细细读出。

　　其实，在亭人的画里也能读到类似的东西，这可能与他们两人彼此友善和比较一致的共同追求有关吧。不过，也许是陶养的环境不同或个人性格有异，亭人和他的画又透着些许别样的老道和圆通。我最初和亭人玩熟起来，是发现他能唱很好听的山西民歌，便提出跟他学，他微笑颔首，却至今尚未践诺，弄得我惦记了很长时间，或许只有留待以后的机缘了。这些年，看着他一步比一步地画得好，好看，而且有味道，我慢慢明白了，这是一个做比唱还好的家伙。这也像他那个人，在朋友聚会时说话不多，但事后发现他办的事都很周到。

　　再说说他们有所区别的个性。鸿照执师教于古都长安，筑别业于辋川，斋名端堂，故以为号；亭人研艺道于河东故地，构草庐为乐居，因以蕖庐入画题。两人曾同学于京华，拜师于大隐先生门下，随师交友而足迹遍南北。这些外围的因素皆因心造化而见于其笔底幻象之中。虽然他们的画都以雅淡相推，但前者不以智用力而尚品立格，笔清墨简而画风偏于雍容，有汉唐气象；后者去绚离艳而含英透纸，山水花鸟皆能命笔而风貌俊爽，有抱朴逸气。细想想，两人的个性不乏古人之风，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广泛的共性。其实，个性的本质是将社会共识基础上的文化判断推向极致的表现，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不过今人受西风熏偏了，对个性的认识定势因狭隘化而不免浅薄。

　　说到这里，我自然地想到端堂与蕖庐及其同道们的共同追求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面对他们的作品，难免会有人不解，甚至不屑，总觉得这是陈套而不合今世规矩，因此他们也往往受人攻其一点。若如此说来，那就要认真观察和判断今日中国的文化格局和前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画开始进入一个百年磨难之后日益活跃而以锐意创新为主导趋势的更新期，但是不同的国画家群体所采取的具体路径却有所不同。时至今日，这个更新期仍在延续，远未完结，各种因素杂陈于中国社会而促使国画的“各条战线”循着各自走向以不断分化，由此形成了今天一定的格局。从其背景来看，该格局便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多元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全面反思国画传统的当代价值，以及如何从传统中开掘出新意义和新面貌，成为当代画坛上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这一标志的基础，首先是要深刻地认识和尊重国画的传统和文化的规律。

　　对于传统，今人的看法和态度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概而言其大者又不外两端，或以为传统是一个可以玩弄亵渎而必将弃如敝屣的死物，或以为传统是一个可以不断累加而似乎类如毒瘤的赘物。可怪也者，今人在专尚现实俗利的同时却又好谈历史，如此则上述偏见便不期然而然地充塞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了。可也就在历史当中，文化发展的规律总是或隐或显地时时纠正着今人对传统的偏见：传统就是正道，唯道可传，唯正可统。只要我们在现实与历史的双关语当中不被闭聪塞明，就不难心领神会这个从遥远的时空彼端回荡至此的洪钟之音。鉴此，则今天有志于身体力行以推动国画在当代发展的行道者，当不能免掉认真地研习和把握国画传统之真义的过程，唯其如此方能将传承与开新合而为一，以行国画之正道。国画正道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仁智互见的，但历史的结论却没有侥幸的例外。所以还是让我们真切地进入国画的历史中，实实在在去探个究竟再说吧。尽管探个究竟的行为在具体的个人那里也不免各行其是，那就看哪些个体拥有成为行“道”者的造化了。

　　最后要说的是，我以为，并不一味排斥他人做差异性探索的端堂与蕖庐们，其共同追求正是以充分尊重和认识国画传统和文化规律为出发点，而他们从未放弃的研习过程便是在此基础上遵循国画正道在纵深前行。进而言之，作为当代国画界所谓多元格局中某一支群体的出色成员，辋川端堂与河东蕖庐的未来，值得关注中国文化前景建设的人们静静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