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觉圣并非画僧，充其量只能算佛家信徒、在家居士，但他画的却是僧画，那力透纸背的佛性、慈心与博爱，那弥漫在笔墨之间的禅宗之气，那尽染在画面中的佛光祥云，具足了真、善、美的情怀，表现的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愿望，光耀着佛文化艺术的璀璨与精深。早已成为历史传统的佛罗汉画像在他的手里得以薪火相传，担当着文化传承的“另类道统”，守护着盛世中国强势文化中的非主流话语权，来表达他“以出世之精神从事入世之事业”的心音。在他的抱负中，延续佛教题材中的罗汉画之法脉，似乎已经成为他人生的终极选择。

　　从作品笔墨的风格和形态来看，张伟觉圣作画的过程是情绪释放的过程，壮拙粗狂的笔法与奇诡怪异的造型是他感情抒发的载体，而不拘一格的图式变化则是他禅宗境界的外化。他的笔下激情奔涌，笔法亢奋甚至有些疯狂。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在这里已经不是依附于结构的被动手段，而是借助结构，更多的是按它们的情态特征和线条意味加以排列，看似粗头乱服，无规无矩，其实得力于笔法与情绪的一种天然对应，自有一种生发于内的气韵贯通，生动自然是不期而至的。

　　张伟觉圣作品中奇特的造型给人的视觉效应在当代人物画作品中是十分特殊的。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谈及他造型的奇崛之美，指出他“笔下的罗汉画像的异趣具有明显的神奇古怪倾向，但它们大抵都有内在的根据，或源于古代传统的十八罗汉，或受于民间泥塑五百罗汉的影响，或直接取自现实生活中的千姿百态，诚于中而形于外，而不是全不顾及艺术的公共性、社会性要求，以变态心理追求形象的妖魔化、丑陋化和刺激化。形象虽然怪异，却变形得有趣，夸张得有味，在诙谐中透出幽默，又不流于漫画化，既显超凡脱俗，又呈神通法力，且具有宽厚、慈祥、善良之人性”。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大幅度地夸张变形和他的用线的豪放雄浑是一致的，不仅仅是为了形式美感，而是为适应他对于艺术的精神性追求。他的目标明确，所以下笔大刀阔斧，那种横空出世的气派和大家风度，似有神灵相助。

　　长期以来，人物画就是被“形”和“线”围扰着，总也走不到艺术突破的临界点上，如今张伟觉圣把这些明朗化了，“形”和“线”已不再构成他实现“意象”表达的障碍，早已由自然的再现范畴步入精神的自由王国，是一种对佛性精神的领悟和个性化的反映。它的审美价值，并不在于表现物象的结构美、神情美，更在于的是人们在心灵深处所向往所追求的一种精神美。它引领你在精神的王国里对话、漫游，情怀激荡，不断升华。这种形态的艺术，已跨越了传统的“形神兼备”的美学要求，内蕴着一种新的审美特质。我读过梁楷、石恪的画，读过陈洪绶、任伯年的画，读过徐悲鸿、张大千、蒋兆和、黄胄，乃至当代许多人物名家的画作，很难找到像张伟觉圣那样，以超乎常人的对“形”的敏感和对“线”的表现性的知悟能力，激情澎湃地把中国写意人物画发挥到如此尽情尽性、超然象外的境界。张伟觉圣正以他水墨大写意罗汉的独特创造，走向当代人物画名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