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中的一些现象，是否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曾经在几年前，由于几幅表现向日葵作品的拍卖近于天价，荷兰画家梵高随即成为20世纪后期美术史家着重研究的对象之一。于是，在后来许多介绍欧洲印象派绘画大师的书籍上，梵高的画作比起其他人占据了更大的篇幅。在这些版面上，虽然也同时介绍其他画家的作品，但相比之下，梵高作品更以其强烈的艺术个性引人注目，如用色瑰丽鲜艳的金灿灿调子，与略带有装饰手法又很有语言符号式弧性的笔触，等等，无不向世人展示了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活力的彩色世界，梵高其人其画，在这时可谓出尽了风头。梵高这一现象，或许与当下所流行的审美趣味及趋向有某些谋合。但世界似乎在向这位生前穷困潦倒、个人情感生活一团糟的画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活着的时候他受尽了磨难，死后却风光无尽。

　　梵高内心情感的起伏多变，不仅表现在他对生活爱的热烈，也反映在作品中那些与众不同热情欢快的调子。虽然，某个时候也有画得郁黑让人感觉压抑的画面，如《吃土豆》，还有他最常画的鞋子等。但多数情况下，梵高描写咖啡厅、荚竹桃、向日葵、鸢尾花、柏树，包括画不同年轻女子的肖像作品，以及他受到法国画家米勒表现农民生活作品的影响，也描画了小孩学步这样充满世间温情的《第一步》。就这些色彩欢快活泼的画面来看，梵高作品中所透着的这一切，似乎不应与他笔下大量的自画像那样有些呆痴、失意、惊恐的神情联系在一起。但现实是，这位有点神经质的画家，却为后人营造了一幅幅十分个性化的画面。梵高自身的不同之处，恰在绘画个性的独特造诣上有所发挥，流露出他与众不同的艺术趣味和格调。梵高一生的大量作品，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众多自画像中最为独特的一幅——割下一只耳朵后缠着绷带的自画像。梵高离开他的绘画世界时，只有37岁。

　　无独有偶，画现代人物，造型上追求夸张变形的另一位奥地利画家席勒，其艺术生涯更为短暂，只活了28岁。在他笔下，无论是人体画，还是母与子、情人拥抱的这些画面里，都有其风格语言疯狂宣泄的一面：如被夸张变形的身体比例，紧绷积压而成的一块块肌肉，等等。在当时，他比起任何一个欧洲油画家更钟情于线条的运用，但又不同于中国画的笔墨线条，是将情感的宣泄与个性的疯狂表达融为一体的线条，甚或有点粗野。中国画线条含蓄中透出的优美与平静，与席勒式线条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风格语言。席勒在这里表达了他的爱恨情感，他常会把自己面部的表情特点，带进很多表现现代家庭男主人形象的画面，他对生活的留恋之深，似乎通过那深深凹陷的眼眶和盯大的黑眼珠告诉了全世界。席勒长期被病魔折磨，病情日渐严重，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更加疯狂地作画，把自己绷得紧张的情绪也带进了他所营造的画面和带有神经质的画境。

　　但，由他所创造的这一独特形式，特别是变形奇特的造型和强悍狞厉的表现力度，却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家所钟爱。一个时期，它们常常成为我们所研究借鉴的新模式，这对于流行已久的那些柔弱、甜腻的审美图式是一种有力的冲击，成为当代中国人物画新的造型审美样式。

　　在齐白石恨不能“为青藤磨墨理纸”的徐渭艺术那里，一生中也是颇为潦倒失意。求取功名未果，又因家中变故蹲了几年监狱。出狱后已是50几岁的人，才开始一生中最有人生意义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他自题“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也是艺术上狂放不羁的个性写照。如此的人生遭遇和孤傲性格，使得他在大写意花卉创作中，追求与别人不同的艺术个性表现，追求奔放淋漓的笔墨书写，以狂草之意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而同为明代与他前后的几位写意花鸟画家，艺术上，无论是笔墨技法还是个性表现方面，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而这几位画家在仕途上可谓顺顺当当，显然与徐渭那风风雨雨的身世有所不同。这不同之处，也就无法绽放出与徐渭一样充满笔墨个性的艺术光芒。

　　上述现象，在美术史的发展过程中有它的存在空间，但不会冠以艺术规律加以探讨，只能作为画家自身状况个案的解释，不能以此概而论之。问题是，在艺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揉杂着他们个人一生命运的，所谓异常、不幸甚或神经质的独特艺术表现，似乎成了一个个无法绕过的话题，成就了绘画艺术史上一个个有趣的现象。若以当下学术话题的名义探讨，他们比起那些人生得意但作品表现循规韬矩的常人更有其挖掘的现实意义。但是，在有关画史课题的研究上，对于诸如梵高、席勒和徐渭这些很有艺术个性的风格型画家，总是持以这样的角度和观点，认为是由于画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总体的艺术风格特性所决定，才有了这些人和这些画——大量不同艺术个性语言的形成。于是，对画家自身各种因素如性格，或因心理缺陷而在艺术创作上超常发挥的某些神经质的特性总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结果使这部分画家在绘画史的特殊作用，如艺术风格语言的拓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研究。

　　艺术创作风格的形成，更多是由个人的才情禀性所决定的。正是基于这一点，绘画史上的风格样式、艺术语言才会愈加斑斓纷呈，呈现出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但是，倘若仅强调一般形式技法的特殊作用，又会为中国文化精神的要求所不容。宋代黄庭坚提出了“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道臻师画墨竹序），主张“凡书画当观韵”，而“韵”得到提高，主要是“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这样的作品才“可贵”，他称道苏轼历经劫难后，以旷达心态在黄州所作之词：“语意高妙，似非人间烟火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而东坡得意于自己的书画出于“意造”，以描写枯木竹石著称，和他的诗词一样。从书画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修养，以及对仕途坷坎的淡定泰然，人生浮沉的深切体会，都在这“怪怪奇奇”的枯木竹石中抒发出来了。故此强调中国文化精神修行的观点学说，是中国绘画特点之一，与西方绘画艺术的某些着眼点是有所不同的。在列举的上述3位画家的绘画形式中，徐渭的艺术风骨则与梵高、席勒又有某些不同，这就是中国绘画精神所在，应加以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