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若胡适不走，就让他做北平图书馆馆长。1948年2月，陈毅在小范围内传达了此设想。北京大学地下党汪子嵩，曾请胡适的老乡兼麻将友郑昕转告胡适，希望他留下来。解放军围城后，一位地下党学生曾对胡适说，前一天夜里延安广播电台曾对胡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听后，含笑对那学生道：“他们会用我吗？”1948年12月16日胡适只带了一部16回本的《石头记》钞本和《山海经》稿本，偕夫人江冬秀乘专机仓皇南下。胡适夫妇上了机，人们问为何只有他们两人，而未带上小儿子胡思杜。胡适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机上所有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文革”中，梁漱溟的家被抄后，失去了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梁漱溟遂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信，都是要求归还文稿的。其中一封曰：“主席赐鉴：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成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被斗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那些文稿，准许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一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

　　1974年春，吴须曼至重庆西南师院探望其兄吴宓，兄妹相见，泣不成声。只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36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吴宓恢复工资后，送还他以前被抄走的书，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这样的特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一空。补发工资后，其大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去的书上。人们知道文人的这一秉性，《吴宓诗集》26本也曾被人“偷走”。吴宓有记日记的习惯，解放后也不例外。无论病中，还是受批斗时，每日一丝不苟地以正楷，在作业本、旧日历、废信封、烟盒等可利用的一切纸片上，点点滴滴地记录下各种言行、见闻、感想，不讳不隐，直笔而书。其女儿吴学昭在《吴宓日记（续编）》（2006年出版）《前言》中写道：“‘文革’中，在专政队监督下过集体管制生活，同被管制的‘牛鬼’们怕受牵累，禁止他写日记，他便趁众人不在时急忙地写，躲在帐子里偷偷地写”。“即使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行步，而不得不靠两手一足在室内爬行时，若抓得纸笔，他仍不忘留下一两句由衷之言。”

　　林风眠的义女冯叶在《梦里钟声念义父》中记述：“就在抄家的前两三个星期中，义父开始了大规模的毁画行动。先是撕去几张，投进壁炉中焚烧。但当时是夏天，周围都有人监视，烟囱冒烟可不是好玩的。所以义父就改为将画都浸在浴缸之中，慢慢地做成纸浆……义父光着头，一言不发地做着纸浆，我对那种阴沉气氛的印象，直到今天仍是挥之不去。他的那种冷静、那种坚毅、那种决绝，一反平时见的和蔼可亲。而那种深沉的欲哭无泪的感觉，只有在多年后，我独自一个人冒着风雨，去运回义父遗体的时候，才真正体会透了。”这让人想起了“黛玉焚稿”的故事：黛玉一生以诗为侣，当得知宝玉与宝钗定婚的消息后，一病不起，日重一日，自料万无生理，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因此，在生命终止的前夕，将用整个身心写成的诗稿付之一炬。只不过林先生焚都不敢焚，只得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