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算得上日下一项异常热闹的全民“运动”了，“房价”因此成为大伙儿心中最难抹去的“牵念”。这背后，无非不过是生活于如此时代的我们，仍寄望通过孜孜矻矻的努力寻得那能够安身的“家”。

　　既然是“家”，便不能忘却“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有了“人”，也就决定了真实的“家”的内外结构，由往昔至当今，应该差异不大——其内总得有铺盖可供睡眠，总得有炉灶可以炊煮。当然，不论是泥土、石块、树枝、木条，抑或是钢板、塑料，那能够承载“家”的物理、化学要件，必得围着“人”的存续而展开。所以，我更愿称之为一种“经验”中的“家”，万变不离其宗，即便是在那些神怪野史和笔记小说里。

　　神也好，怪也罢，他们的居所想来终归需要桌椅板凳、杯盘箸盏，只是增添了些特殊的功能与外观，比如会飞的屋舍、久燃的灯擎，以及品貌惊奇的锅碗瓢盆。所以，这些还都是“人”的经验。不过，它们更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之上的一次错位式总和，是人们颇具想象地将跨时空的物件拼凑在了一起，继而设计出与现实并行的另一维度的“世界”：它的荒诞不经得自于经验，却又是超越于惯常之外的“超验”。

　　不过，“经验”与“超验”仅为一组分析起来比较轻巧的“说辞”，毕竟来源于“物”本身的超越能力恐怕无法彻底逃离真实性的“吸引”。那么“家”的概念的所有外延，也终难甩脱其必然“内涵”的制约，而后者存在的先决条件即是紧紧地绕着“生活”。

　　按钱钟书先生的讲法，比如“窗”是“人对于自然的胜利”（《写在人生边上·窗》），这“胜利”实际代表了真实的“经验”将“物”的“超验性”降伏，是对神怪所主宰的“天”的战胜，是从不自觉的利用走向灵活的驾驭：开始时，“窗”是为了透气、透光，它与“门”不同，从造物的缘起说，“门”是根本的，是进入空间、寻求庇护的必由之道，但“窗”可能相反，是随着人的生活感受的丰富而产生，并被不断赋予新的超越于“门”那个“经验”之外的意义。

　　若以物质文化史为线索审视中国历代“家”的变化，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其外在的环境、室内的用度，无论语义的“载体”是草、石，还是金、玉，最终都没有脱离基本的概念内涵，即“人”的生活乃其初衷，亦为其旨归。换言之，古代屋室质朴而符合实际，虽然灶王、火神等各色民间的“超验”残余仍在宅第间频频登台，但先民往往只给“他们”一个象征性的“龛”的位置，或是另辟“神邸”以“人”的方式供养之。

　　只是，有时，我们却又很难廓清一般房舍和“家”的关系，人们往往更愿将那些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建筑，以及其内的摆设统统归入“家”的概念，更倾向于将除了“神”所使用的屋宇之外的所有建筑，都纳入“家”的范畴：那里面不单操持着祭祀、训导、刑罚，还通过更具体的物质，滋养着人的躯体……

　　我自然不否定也不排斥对于与整体居住环境相关的某些“鬼神”的“忠诚”。好像“宅”字那样，东汉刘熙的《释名》便已将其诠解为“择吉处而营之”了。而“择吉”的表现，正是堪舆、风水、占星等“超验”化行为。不过，其内挂系的内容，更值得注意的指涉，是以“人”作为空间的主宰，却又企图操控“物”的那种可笑且愚蠢的迷狂。而解开这些纷繁缠绕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经验”与“超验”的真正统合，在于不武断、不偏执地勇敢地生活。

　　归根结底，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仍是“物质的人”，“家”因而成就了升华，“人”因而获得了“物性”。也正是在“物”和“人”的交互影响、呈现中，“家”与“人”，共同建构起了一个开敞的“形而下”的“经验”系统。但，也正是“系统”本身强大的“形而上”的“外溢”，令那超越于“经验”外壳的精神之“思”，频频飞举。

　　或许，惟其如此，才是理想与现实的竞赛，才是“活着”的最富趣味的生命“角力”。只是，不要忘了，“经验”中的“物”还是那些，不管你如何加工、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