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1907——1998）浙江桐乡人。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分会名誉理事，上海市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君匋艺术院院长。钱君匋的绘画，笔墨简洁，苍劲老辣，意境高古；书法篆、隶、草、楷皆工，尤以质朴灵动的隶书独步书坛；篆刻宗秦汉，在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后另辟蹊径，匠心独运，计白当黑，收放自如，边款长跋，诗文自撰，有过前人之处；收藏宏富，精于鉴赏。上世纪80年代，其将毕生所藏书画文物4000余件悉数捐给家乡——浙江桐乡，艺德之高，世人所仰。

　　一、立足传统塑个性

　　君匋先生在书法上非常注重对传统的研究和继承，既重学养，又能高扬主体精神。敢于将自己的情感通过传统的笔墨加以表现。其隶书作品中抒情化的特色尤其显眼。

　　首先，其创新精神表现在突破了固有的、习惯的书法要素，勇敢重塑书法构成的新元素。中国书法中的隶书，在发展过程中高潮迭起，秦汉时期的简帛隶大小不一、生动稚气；两汉时期的碑刻隶书端庄秀丽、庙堂大气；唐代隶书驭于楷则，略嫌板气；清代隶书，取法汉隶，名手大家，各尽风流；至于晚清及近代，作隶书者大都谨小慎微，惟见习气。而钱君匋先生在隶书的创作上敢为天下先。

　　表现在用笔和用墨上，非常“狠”。往往是以小狼毫饱蘸墨汁，以“惊蛇入草”之速度，“快马入阵”之气势作隶。故其隶书，不但有汉隶的厚度，又具备草书的飞动，产生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他的作隶法，给当今篆隶的创作，具有非同寻常的启发意义。

　　从结构和造型上去体察，非常“准”。显示其对汉隶基本规律的高度把握能力。作为一位高水平的书法家，他必须破除固有的“法”，另求途径，寻找属于个人所特有的“法”。书法技法的产生，来自于书法创作的实践和思考。技法中包含着一定的理，法由理生，理赖法行。钱君匋先生对隶书的理解，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和卓越的远见。他不愿意做一个因循守旧的人，故而，在书法实践中，他既善于汲取，又勇于放弃。作为书法家个体而言，在其成长过程中，可能会经历不同书法家类型角色的自我转变，而造就其不同风貌的书法作品。观察其存世的隶书作品，80岁左右，在作多方面探索；90岁左右的隶书，已形成其个性张扬而不失古味的“钱隶”风貌。

　　从章法上去分析，非常“稳”。对联和中堂是其常用的表现形式。其作隶书对联，往往以小行书落款。气势开张、枯辣爽健的大字隶书，让人感到放达不拘，惊其大胆放笔；温润秀雅的款字行书，不得不钦佩其细心收拾的精心功夫。一放一收，一老辣一温和，将书法之美尽情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拓宽审美强内涵

　　80年代始，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直接影响到文艺创作。书法界不再盲目迷信权威、迷信古人。钱君匋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和丰厚的艺术素养，大胆地举起了隶书创作改革的旗帜。在书法创作上，与新时期追求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思潮相适应。他极其睿智地看到：书法领域继续留守以往状态，只能走向式微。故而，创造新的书法语言，成了时不可待的任务。从钱君匋先生学艺和交游考察，其在当时，可以说是海派人物的新生代的代表。

　　明朝山阴艺术天才徐文长曾说：“细腻中有老辣，老辣中有娇丽，且复间出新鲜。”这正是书法的线条与风格的综合效果。相信，钱君匋先生肯定读过这句话，在书法创作中，他以情役书，笔为心运，表现个性，在厚重中不失遒媚之姿；以简帛隶为根基，掺与篆书线条和草书动势，三者糅合为一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尤其是他敢于打破隶书“精而密”的古训，将篆书的“婉而通”融入到隶书的某些笔画中去。

　　钱君匋先生的隶书创作，在当时，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注定为保守僵化者所不喜。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其前瞻的识见和不故步自封的豪情勇气。“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我想，钱君匋先生对自己有创意的隶书应该有非常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