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席地而书”创作大字书法的，恐怕当推沙孟海先生了。1955年，杭州重建灵隐寺正殿，匾额“大雄宝殿”长8米、高3米，每个字都须1米多见方。此重任，由沙老担当。他铺纸在地，席地而书，完成了这件杰作。事后他回忆道：“我只得用3枝楂笔扎起来，铺纸地面，移步俯写，勉强应付。我对人说，我写此匾如牛耕田也。”当时，沙孟海先生56岁。

　　而今，大字巨幅创作已经蔚然成风，创作方法，常见的是在特大桌子上，靠人协助拽纸，边写边拽，乃至写成局部，再组合而成。更多的，则是像沙老那样席地而书。

　　在桌上写，好处是省力，美中不足的是，难以宏观控制、不方便全局布置，且离不开旁人协助拽纸，一个人难以独立完成。铺在地上写，好处是不管写多大，只要场地允许，可事先铺好纸，心中有数后，挥洒自如，前后照应，左顾右盼，全局调控比较方便，能够体现整体性，“单兵作战”也无妨，不足的是极费力，没有充足的体力、腰劲和功底，怕是难以驾驭。

　　最近，我也尝试着“席地而书”，写了一些作品。工作室地上，常年铺着一块2米宽、4米长的毡子，写写八尺、丈二的作品恰到好处。先用重一点的水晶镇纸压住四角，也就无须劳驾别人帮忙。墨是现磨的，纸是陈年的，一手端墨，一手执笔，伏地而书，宛若当年插秧种田。这是我的一块“自留地”。

　　我高中毕业回东白山老家当了4年农民，学种田时，起初捏秧把的左手自然搁到了左腿上（不少人都是如此，图省力），一位农友见状，极严肃地忠告我：要做一个出色的种田能手，千万不能搁手，两手都必须悬空，屁股蹲得贴近水面，靠腰劲发力，这样才能全神贯注，既快又好。照此办法种田，腰劲、腕劲、指劲配合默契，虽然费力，效果却极佳，种田的效率和质量也随之大大提高了，能够做到“蘸水不断”（指插秧速度极快）。靠着一手过硬的种田功夫，我很快就评上了十折劳力（即一天拿10分基本工分）。

　　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事情，弹指已快40年，却恍如昨日，历历分明如在眼前，平时常常想起，难以忘怀。这是因为，此事对我的触动和启发极大，后来考上大学、走向工作岗位，都以此举一反三，做任何事都“一如种田”般认真、用心、刻苦。

　　“席地而书”在形式上、劳作强度上与“农夫种田”太相似了，所以，每当我“席地而书”时，便如同回到了青春岁月，多了几分激情飞扬之感。特别是有汗水滴落到宣纸上时，真如“汗滴禾下土”无异啊！书家与农夫、书写与种田，原本就是相通的。

　　王冬龄先生以席地作巨幅狂草见长，认为这种写法，需“体力、功力、心力”皆备，缺一不可。我今年也已56岁了，体力不复当年，每次书写，都难免大汗淋漓，写多了，便腰酸背疼。这或许是身体偏胖之故，王冬龄老师好几年前就劝我健身减肥，这些年通过走路、打乒乓球、游泳，体重已经减去了好几公斤，王老师见状，说：还不够，还要继续减。便觉得学书法很难，健身也不容易，要减到王老师的体重水平，一如要达到他的书法水平那般可望而不可即，心里不由得打起了“退堂鼓”。

　　功力自不待言，“席地而书”，不独悬肘、悬腕，更须“悬身”，使转调锋，都须在不经意间完成，没有对毛笔从容的驾控能力，没有对法帖的烂熟于心，没有对创作对象的胸有成竹，是无法想象的。这方面，每每感到力不从心，需要好好补课。

　　心力是一种志向、气度、定力、襟怀的集中体现。席地而书，没有足够的“心力”，便无法神完气足，韵味饱满。心力，又是体力和功力的综合反映。心力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健身、临帖更重要，也更艰难。

　　每天席地写几幅，出一身汗，宛若健身，宛若种田，有点累，却心情舒畅。

　　时而临帖，时而写写手札、诗笺，时而席地写写大字，方式不同，趣味也不同，书法的魅力得到了充分的体验和享受。

　　对一个书法家而言，56岁尚属“小字辈”，属于刚刚起步，来日方长。我的“席地而书”之作，也都是“小作品”而已，自得其乐，做些探索，练练手，养养气，到了一定火候，再争取写更大一些的。

　　选择了书法，就意味着做一个一辈子默默种田的“农夫”。

　　这种体会，非当过农民者无法领略，甘之如饴，不足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