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本专栏中谈过古代“罕传”工艺、造物等文献的整理（《关于古代物质文化史罕传文献整理》，《美术报》，2011.10.22，总第935期，第73版），而5年前即已筹划、启动，近来亦邀约于苏州大学任教的师兄J君，并国内某建筑类专业出版社共同参与的“《工部厂库须知》点校”项目又有了一些“利好”消息，更令我深切感到应该为这个“罕传”的概念做点儿新的说明。

　　当然，于我的私心，还有一层“正本清源”和申辩的意思。因为除个别学生辈儿的人或是间接透过我之宣传，采择此书作了论文的核心材料外，我亦明确听闻有论者指出概念本身的不周延——即我在大小场合作为例证而不断提到的那几则古籍书目，并非是一般理解上的“罕传”，甚至可说是“常见”的。

　　他们说的重点估计在“罕”，真是要指全国乃至全球汉学研究领域内只那么一两位“大人物”亲见过的“珍本”文献。不过，我很好奇，且不谈这些典册被有意或无意地锁藏于“禁苑”，一般学人无法查阅外，目前市面上插架琳琅的、获得各类专款支持的影印“丛书”，也并非本本罕见、部部稀有呵，眉目不清者、以次充好者尚存，为何罕见有人在大众媒体上撰文批驳呢？

　　我能理解善意的评点者的逻辑，他们恐怕也是焦急地企盼出版业更全面的繁荣。但我还得指出，此“繁荣”的根基恰恰是在于能否做到，或者哪怕尽可能地做到“正名”。落实于“罕传”上，我所将要措手的，或者我所推崇的，并不一定就是那四五百年来无人得知的“武功秘籍”。以明代万历间宜兴人何士晋编写的《工部厂库须知》（或称《厂库须知》）为例，从我所掌握的线索看，官方史书有过记录，说明其地位重要，但直至20世纪中叶，在郑振铎先生等的努力下，作为当时因战乱而从收藏者手中散出，且系以前学界几乎未见过大范围传抄、刊刻的部籍之一，它与其他“新获得者”一道被集中通过现代的方式影印了出来，化身千百。于是就“复本”（duplicate copy）角度说，此书流传至今反倒真算不得是“罕传”了。但，我在处置物质文化史文献、材料时提出的“罕传”，比之前者，却更具体指向了其专门化的研究与实际的可能“传习”。

　　还说这本《厂库须知》，其内大量涉及的是明代中央机构“工部”的物料收储负责情况，而辑编成书的主要目的又是进行支领控制，继而保证“上游”供应者不受权奸的无端盘剥，并适当约束位于消费链“下游”的最高统治者的物欲。其本质便是文官集团就社会管理权的“条文化”，运用了类似现代“合法化”手段的一种争夺。对此，朱启钤、梁思成、朱家溍、王世襄等近现代研究“大家”均有过零星触及，政治史、经济史、建筑史界也多少有过分析。但倘若回归到“工艺——设计史”层面，事实上，这样的文字材料，又可借助传世实物，而逐步还原出其在当时所承载的一定的制作、使用等情况。当然，也有人间接受“实验考古学”影响，愿意称此为准科学化的手段。

　　那么，所谓“罕传”即是指对于此类文献，研究者除了推动影印变出“复本”外，更关键的还要在新时期展开高度学术化的整理，尽可能地进行历史性的还原工作，最终再将所揭示出的情况犹如“女红传习所”，或者像“文化传承人”那样，进行新的实体化、个体化传播、植入。如此，我们所做的便能超脱于那种“珍本”的，以及“收藏”、“保值”的逐利价值观，而更倾向于强调善性文化及其必然物质担当者的具象的再生意涵。

　　三四年来，我和L君利用出差及旅行，采访了国内不少公立图书馆的“收藏”。尽管期间多会遇到阻力，有些还出现为了查阅某部古籍而遭到强烈抵制的情况。但如此艰难之下，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令文书形式记录下的造物技术与精神，真正得到更多应有的珍视与学习，并能更具“还原性”地运用于当前的生活之中。所以，我还强调，对这批罕传文献的整理方法也须与常见的影印、点校等不同。它们自然是一切古籍整理的基础，着眼于现代人的可读性等方面，而我却还希望能借助表格化、科学化的疏通，在工艺数据的掌握等项上多做工作，这里也包括数据库的构建等等，其目标也只有一个，就是能够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和复原，铺下一块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