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美丽的南方边陲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从事财会与教师工作。家谱中几代人都找不出一个画画的人来，但父母酷爱文学与书法，于是家中便多了许多文学名著与书法字帖。我之所以爱上绘画这活儿是否与这些有关我无从得知。

　　我3岁时碰上自然灾害，尽管当时许多人吃不饱肚子，但父母仍然按平均分配的米饭，留给我一份。

　　读小学四年级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我几乎辍学，有位好心的吴老师收留了我，这才使我勉强读完小学。

　　初中因受父亲影响，爱上书法，写得一手好的板书，这在写大字报的年代非同小可，一时被学校选为班长、连长、学校宣传部部长等“要职”。

　　读高中时看到广东的一些画家画的毛泽东题材的创作后很激动，便偷偷用铅笔摹画起来，渐渐地使我爱上了绘画。母亲见我如此痴迷，便找了一位绢纺厂的美工徐杰生先生教我画画，使我认识了素描与宣纸，并给予了我从业余到专业绘画的启蒙教育。

　　我一直向往艺术事业与工作，可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冲破了我的梦想，我来到南宁市的一个郊区插队务农。我曾幻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静下心来画几张有个性的农民形象，但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正在当时的农村掀起，工作组不知为何没有去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反而将我视为想“成名成家”的典型进行批判，梦想再次被粉碎。

　　1977年正当大家欣喜若狂地返城当工人的时候，我还在傻乎乎地等待着高考的恢复。我终于在1978年春季迎来了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张录取通知书——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录取通知。我是在成千上万个考生中挑选出的36个幸运儿之一，从此我也从一个业余画家转变成为一个专业画家。

　　在美术系读书的4年，我直接受到绘画大师阳太阳、黄独峰，人物画老师黄旭、林令、黎正国，山水画老师刘益之、周志龙的教诲，使我终生获益匪浅。

　　1982年春季，我作为艺术学院美术系4个毕业留校生之一留在广西艺术学院当老师，我终于在这个动荡的年代找到了一个平稳的工作。这年的秋天，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在各省市挑选20余位画家到北京颐和园藻鉴堂进行四条屏工笔画创作，我是其中之一。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学习创作中，我与我所敬仰的大师叶浅予、黄胄、蔡若虹等朝夕相处，同吃同住。这种难得的零距离接触，改变了我一生的艺术生涯。

　　1986年冬季，我携带120幅历史人物画来到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我平生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得到了张仃、刘勃舒、范曾等名家的鼎力相助，使得画展举办得异常成功。

　　随之而来，我的画作开始走向大江南北、海峡两岸、大西洋彼岸，逐步被专家学者接受，当然也被买家看好。

　　2000年后，我的作品开始按照我最早的设想由历史人物转向少数民族风情水墨画，将写生来的生活融入画中，充分发挥了我的速写特长。

　　2003年春季我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这不但没有影响我的专业，反而由此带来许多便利。一直以来，我都将绘画作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可我天资平平，既无天赋也无人缘，但我有自知之明，碰到艰难险阻，绕道而行之，绝不盲行，努力向上是我一生不懈的追求。天道酬勤，2010年的一天，组织突然决定让我担任广西艺术学院的副院长，使我从一个普通的教授，直接跃身至一个副厅级的领导岗位，我不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组织上对我专业的肯定？但有一点我非常明白，正如古人所云：“出处全在人，路亦无通塞”，只要敢于向前，成功之路就会展现在眼前。回顾几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我跟我的同龄人一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家的命运变好而变好，用简单的语言来说，那就是：先苦后甜。

　　我的作品没有震撼力，也没有什么殊世之笔，但是我一直顽固地认为，泱泱艺术王国同样也需要一种小桥流水般清新脱俗的水墨小品。

　　我作画从不浪费，画一张是一张，既没有“废画三千”的心态，也无挥笔成书的气概，反而形成一种平和、不急、不躁的心态。也不知这种心态能保持多久？在过去动荡的年代里，所有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个人的命运都是随着国家的命运波动而波动。今天，当命运回到自己手中的时候，又有多少个人能掌握它呢？

　　我想，如何驾驭自身的命运，这也是老天爷给当今现代人出的一道难题。

　　谨以此文献给曾经帮助、关心过我的师长、朋友、后辈。

　　（此文载自郑军里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