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积极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背景下，中国美术界如同整个文化界一样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时代责任。面对时代的吁求与责任，毛泽东于70年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对于美术界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精神导向的意义。

　　自“五四”以来，中国美术界论争不断，思潮跌宕起伏。论争也好、流派纷争也好，都表明现代中国美术家渴求中国艺术在救亡图存、文化启蒙、制度革命、社会改造、经济文化建设等时代主题下，寻找再生与自强之路的强烈愿望。中国美术向何处去？是从属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大课题的。在20世纪初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美术界各种重要的理论、主张的提出者，每一次艺术变革的发起者无不是当时的政治领袖和文化精英。他们的艺术主张、观念，是他们的政治与文化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他们力求探寻、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的组成部分。中国美术在由传统形态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讲话》无疑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变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可以说，《讲话》精神，规约并指导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最重要的思想与精神创获。至今，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力，仍然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艺术形态重要的思想与精神资源。

　　70年前，中国人民正处在民族救亡与革命的艰苦斗争中。抗日救亡与制度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任务与使命，如何调动一切资源与力量，为抗战与革命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重要问题。抗战与革命，离不开军事手段，也需要文艺手段。正如《讲话》所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而当时，包括美术在内的中国的文艺队伍，虽然在抗战爆发以后，基本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达成了文艺应首先服务于抗战的共识，但是，如何服务，如何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并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认识。即使身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艺术家，由于他们各自的背景、经历与艺术趣味不同，对文艺在特定条件下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文艺主张以及价值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从1942年4月底到5月，毛泽东以及他的战友，密集地到延安的文艺家们中调研、听取意见，从5月2日起召开了文艺家座谈会，5月23日在座谈会总结会上，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与政策，论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以及文艺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讲话》发表后，在延安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怀揣救亡激情与革命理想的艺术家们在《讲话》精神的激励下，自觉地将为人民大众、为抗战服务作为价值取向，上前线、到边区，接近士兵、农民和干部，在火热的生活中去寻找艺术创作的源泉与养料，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生活和边区民众新生活的作品，很好地发挥了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的作用。接受了《讲话》精神洗礼的一大批艺术家，身体力行地“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讲话》精神不仅对延安的文艺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当时国统区乃至全国追求进步的文艺家都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当时，整个中国文艺界中的进步人士都把《讲话》视为最前卫、最富感召力的精神力量。所谓的前卫性，就在于《讲话》精神，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逻辑归结，并为特定时代文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向，为构建适应中国当时社会需求的艺术形态注入了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