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骨·刀魂——张怀江作品展》已于3月28日上午在浙江省美术馆隆重开幕。开幕仪式上，张怀江家属向馆方捐赠张怀江的版画及其他作品300余件。同日下午，张怀江先生版画艺术研讨会在该馆多功能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和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师生数十人与会。会议由曹意强、杨振宇先生主持。

　　本纪要根据会议的发言记录整理，有删节，并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曹意强：

　　浙江在这两年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筹办了《鲁迅的面容》、《重负与重觅——国美版画之路》展览，特别是赵延年、赵宗藻和张怀江3位老前辈的展览，这些回顾非常重要。我们要对新生讲学校的历史，由张先生们所代表的历史；还要谈我们学院依据历史而定的学术理想、校训、发展目标。

　　不管艺术理论走到多新，作品跟时代、跟生活的关系；你自己超越自己的能力；以及你跟创作媒介之间这3者的关系，仍然是我们艺术家永远要面对的问题；要通过手上做的东西来思考。这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是历久弥新的。看了以后你会动心，会让你震撼。艺术理论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艺术怎么打动人？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不会超出这3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这3者的讨论我们也可以回顾张怀江老师的教学，或者说张怀江老师个人的生平跟艺术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学院最厉害的是在不断地创新，只有坚持追忆才有可能创新。

　　斯舜威：

　　我对“瘦骨”两字很有感受。“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美学概念，是一种人格的境界，意味着风骨、坚贞和清朗，跟张怀江先生的为人和艺术品格是非常吻合的，高度概括了张怀江先生的艺术人生。

　　看了展览很感动，也由衷地崇敬。张先生经历过战争、政治运动和文革，又被错划成右派，真正能从事创作的时间并不多，但仍依靠自己的坚定信念，走完自己的艺术道路。

　　浙江作为美术大省、强省，版画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块。以“两张两赵”为代表的浙江版画在中国版画发展中有着自己的高度。我馆对此高度关注。我们在去年举办了一系列的版画展览，这次张怀江先生家属的捐献，为我馆的典藏建设、特别是为“两张两赵”专题的完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将精心保存、深入研究，让这批宝贵的财富发挥更大的作用。借此机会，代表馆长向张怀江先生的家属表示感谢！

　　姜陆：

　　浙江美术馆从去年开始，非常集中地在做一系列的版画重要活动，这对于版画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浙江对版画艺术创作和教学的深厚根基以及在中国版画史上作出的贡献和成就，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曹老师所说的艺术态度很重要。有时候，展览的意义是要超出作品本身的。我们可以通过展览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其中包括对生活的态度，对艺术的态度；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和他艺术道路当中所体现的精神，是应该仔细地来认真地理解和传承的。时代变了，艺术的面貌也不同了，但态度的问题仍然重要。

　　看了展览很受感动，从中能够看到张先生对生活、艺术的态度。每个艺术家，包括学生，都可以借助它来认识和思考自己的定位问题。张先生年轻时候的经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受的教育的影响，都在作品中留下这些痕迹。对这类影响和自己艺术走向之间的深层关系，应该有比较深入的思考。这个展览让我们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张怀江先生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道路，也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宝贵的、思考的参照物。

　　赵宗藻：

　　我1955年从金华调到杭州来，版画系已经创建了一年，已经有一个班级了。版画系的老教师，也就是创办版画系的“两张”，他们是创办版画系的主要两位老先生。张怀江同志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1981年，他创作了《支柱》那件作品以后，我才发现他在浙南游击总队里的生活经历，其实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在他的作品里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来了以后的印象，是张漾兮同志非常器重张怀江，因为张怀江是党内的同志，办系过程中，经常找他商量；很多工作是和张漾兮一起商讨、研究出来的。从1956年开始，我就和张漾兮、张怀江成了邻居，三家就住在一块，所以版画系里面有什么事情，都会在一起开小会。

　　张怀江同志在创作上是非常多体系的。他的多产，是很令人吃惊的。而且还是一个多面手，除了版画之外，连环画、漫画都做。我印象里面，他当时创作的年画很多。

　　而且他在教学上面，他很善于把创作上的规律、包括观察生活当中的经验等加以总结，成为一些条理性的东西。所以，他在教学方面也是很有成效的。

　　他在1981年创作的《支柱》推出以后受到了很多的好评，他反映的是他过去革命斗争里面积累的、宝贵的生活体验。他去世得太早，这种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这是非常可惜的。

　　河内成幸：

　　看到展览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惊，张先生的伟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通过这些作品，我能够感受到作者人格的力量。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人格的本性和艺术的表现应能完全达到一致。

　　他所处的是极为动荡的年代。身处这样的年代，他的艺术作品仍具有非常强烈的表现性，这是我非常吃惊的。作为我们这一代美术家，包括在场的各位，我们面对的时代仍然是动荡的、变化不定的、各种矛盾都包含在其中的时代，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要考虑怎样来选择自己所要坚守的东西。

　　木版画是我们东方民族特有的表现技术。张先生告诉我们，用这样的技术可以达到怎样丰富的表现，我今天深受教诲。张先生的作品就像他自己在文章中写的那样，他非常眷恋自己地域文化的特性。我要像他那样，在全球化大潮越来越厉害的今天，坚持自己的地域文化特性，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下去。

　　卢治平：

　　80年代经常说一个词就是反思。我这两年来有机会连续看到3位前辈的画展，我在想，我们真正要反思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那代人非常勤奋。我们现在都说自己很忙，但都在忙些什么呢？也许是忙开会，也许是忙包装自己，总有理由，但艺术家是要靠作品说话的。老一辈像一个工人、农民那样勤勤恳恳地耕耘，才能积累这么多作品。

　　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好像对生活有些不感兴趣，又有些茫然。我看到张怀江老师的很多作品，能够唤醒我们内心的很多东西。比如《过客》，一个非常小的题材，就是一个路人在路边休息、吃饭。但我觉得很有感触。我们现在思考作品，思考观念，思考要怎么表达，但是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敏锐，对生活的感恩，却好像很欠缺。如果没有生活感情的基础，就难以成为一个艺术家。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灵魂。我至今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支柱》这件作品时的感动。艺术家一生当中如果能做出这样一件好作品，就很足够了。那是一件会发光的作品。我们现在非常强调观念的东西，但我不知道灵魂和观念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现在要反思的，是我们缺了那么一点东西。所谓灵魂，可以说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也包括了他对艺术的态度。如果把它们归纳起来，可以用河内先生刚才说的两个字，就是他的人格，这是一批有人格的艺术家。

　　朱丽丽：

　　张怀江是我的六叔公，我是他的孙侄女，同时我也从事艺术工作，所以我今天也想从一个艺术的角度来谈我对他的作品的看法。刚刚几位前辈艺术家对我叔公作品的讨论，我觉得非常到位。两岸的政治，确实造成两岸的艺术分隔了五六十多年，但是两岸人民的感情或者是我们的交情，到今天一直都没有断过。

　　台湾的教育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是靠向美国的，使我们的文化都受了美国的影响。有一个词叫唯美主义，这个美是美国的美。唯美主义就是以美国的文化为准绳，唯美是从，以美国的文化为标杆，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大禁忌。台湾有一位艺评家认为，台湾文化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看张怀江的版画，会发现他很关怀这块土地。他早期的作品，其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在文化上，他一直有对于这块土地的关怀，或者说是国土的情怀，也有为这块土地努力奋斗的意识。

　　另外，时代跟艺术、自然跟自我、思想跟形象、规律与表现、概括跟特征、技巧跟达意等等，都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他却能够把这两个方面融为一体，因此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韩黎坤：

　　张怀江先生是用生命来创作作品的。让我非常感动。

　　张先生28岁就来到美院。在协助张漾兮先生创办版画系的时候，他作为党内人士，实际上也体现着党的领导。他跟张漾兮先生一样，也是我们版画系的元老、开拓者，都是我们中国版画界的先辈。

　　他34岁那年创作了很多作品。1956年左右，他成为学院党委整风办公室的主任，但同年12月自己也被错划为右派。那时候才35岁。

　　他有两个创作高峰：第一个是35岁左右；还有一个是在80年代，作品有《狂人日记》等等。我觉得，他的很多作品是应该留下去传给后辈的，是应该进入版画史的。

　　我简单说一下张怀江先生的画作跟为人，张怀江老师1957年以后被迫做了很多杂乱的事情。我看了一些资料后了解到，实际上他还是接触了大量的人、教出了大量的学生，他在教学上非常认真，而且与人为善。他说，“我与人间的一大批伙伴交往”，这很有意思。

　　他平时不求人，就是要在逆境中磨练自己；尽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仍自信自傲，这是我非常敬佩的一点。他跟弟子们说，他不会以牙还牙去报复别人。他在1957年以后发表作品的机会比较少，尽管自己很努力，但是也总有人从政治上或者是艺术上，对他有不太公正的说法。但他说，有真功夫的作品是不可能挑刺的，但是挑刺者又存在着，对这样的做法不能以牙还牙，而这本身就是真功夫的一种表现。所以，当我看到展览标题上“瘦骨刀魂“这4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概括得非常对。

　　总的来说，我觉得张怀江先生给我们的启发是：做人才是第一位的。做人既不骄也不傲，能诚恳地面对周围的一切，这是非常重要的。

　　张敏杰：

　　我觉得张怀江先生的作品透露出三性，即经典性、精神性和民族性。

　　经典性是刚才曹教授提出来的，我觉得张怀江的作品就很经典，尤其是作为学院中的作品尤为经典。今天看作品也让我很吃惊，因为有很多作品是第一次见到，后来才了解到张先生在50年代就带了20多年的帽子，很多作品没有展示和发表的机会。他的很多40年代、50年代以至于80年代的作品、尤其是那些经常发表的作品，像《支柱》、《方志敏》等，影响了几代版画家。

　　另外一份感动就是精神性，像《支柱》《方志敏》等一大批作品，选题和创作所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版画语言和简单的黑白。另外就是民族性，刚才在我身旁的日本版画家河内成幸提到了民族性，这也使我感触很深。我想张先生的作品这种民族性，出自于他在技术上的过硬。他以顿挫的三角刀，表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特性以及静与动的完美结合。

　　赵瑞椿：

　　我1949年参加了温州绘画学习会。这个温州绘画学习会，是温州现代美术的教学奠基人陈垂平先生举办的。我在这个学习会里碰到了张怀江老师。1949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学习会时，进来一个人，就是张怀江老师。他口袋里还带着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拿出来给我看，告诉我们要学习这个讲话才能为革命工作服务。

　　他看到同学的速写，就告诉我们速写应该怎么样画，而且叫一个同学坐下，当场画给我看。当时我是一个15岁的少年，不知速写的要领，看了之后才豁然开朗。他这一个小时的教诲，让我终身享受。

　　张先生的作品量多、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多样，而且极其勤奋，我觉得他的创作，真是用生命去换来的。在他身体很孱弱的时候，他照样拼命地创作。他的作品很有他自己艺术的特色，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张怀江老师一直追寻革命。他在浙南游击区和战友们创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收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当年游击纵队的领导在上海疗养的时候，给张怀江老师去了一封信，说他是浙江人民的光荣。我今天来仪式，不仅是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温州的艺术家，向已故的张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浙江有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确实是我们的光荣。

　　朱维明：

　　我在1956年遇到了张怀江先生，我的素描得到他的夸奖，我就从此以后走上了这条道路。

　　实际上我跟韩黎坤一样，我们都没有正式跟张老师上过课，但是在课外，他也是我的老师。这几年为了总结“两张两赵”的版画艺术，我整理了一些张先生的授课资料，有两篇是他在版画系讲课时的笔记。

　　一个是1962年12月10日对版画系全体同学的讲课，题目是《关于木刻艺术的色线型》，具体内容是关于木刻的黑白基调、黑白对比、木刻的刀功技艺、刻制中的注意事项等等。

　　还有一个是1962年12月21日在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举办张怀江木刻展览会，在展出期间他就这次展览对版画系同学作了一次座谈，对自己的木刻之路以及木刻艺术作了介绍。这个是我自己记录的，总结了他自己的艺术道路。

　　总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原始历史资料，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邬继德：

　　认识张怀江老师的时候，正是他受苦的时候。张怀江老师带着我们一边劳动、一边进行创作教学，我们附中的学生的基础谈不上很好，但张怀江老师非常耐心，除了讲解，还动手画小构图，这个对我们启发很大。白天劳动很辛苦，讲课都在晚上，所以非常辛苦。他待人待学生非常真诚，不厌其烦地给你讲构图等内容。通过这次展览和去年的几次展览，我认为他在我们中国版画史上是有地位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去总结一下。

　　我当前也在思考版画，并大致将版画概括为3种模式：一个是综合性版画，一个是民族性版画，还有一个是纯粹性版画。纯粹性版画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年轻人开始，包含了一些对生活的认识和语言的创新。综合性版画是面对公共场所等环境的需求而来。另外一种是民族性版画，它跟时代、社会，社会生活、人民大众都很有关系。这些版画从学习民族木刻开始。张怀江老师的作品就很明显是属于民族性版画，这些版画能体现中国民族的特点。

　　随着老先生一代一代地老去，年轻人上来，怎么样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能够使版画更加发挥它的民族性，强调文化自信，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年轻版画人思考。从这些老先生的身上，我们应该得到一些启示。

　　甘正伦：

　　张怀江老师是我们可以信赖的老师，是大家非常尊重的长辈。看展览的时候，我非常怀念张怀江老师。1978年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刚开始，张老师带领我们几个人，沿着长江去很多地方下乡体验生活。张怀江老师给我的感觉，是有坚定的信念，缜密的思考，同时又有灵活多变的造型能力，以及独特的有个性的版画技法。

　　一个多月下乡的时间里，让我深入地感受他这个人。他的作风、人格魅力以及创作版画的方式，对我都非常有启发。有一次，一个小青年在文革后作了有不满情绪的作品，张老师就跟他谈话，说我们现在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向前看。这就是一个老党员非常坚定的政治信念。虽然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的政治信念不变。他的政治信念中，也包括了他对新兴木刻运动的感情，这些感情是他独有的。还有是他关注生活的深度。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住的房子，那个楼很难爬。当时张老师已经50多岁了，他也每天这样爬上爬下，印象非常深刻。我非常怀念张老师。

　　安滨：

　　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的版画，是在版画系的走廊里，那里挂了很多作品，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张老师的《支柱》，每次见到都有强烈的感触

　　后来了解到张先生的人生经历，他遭受的待遇非常不公。张老师早年参加革命，1956年却被错划成了右派。张先生的版画是强悍的，无论是什么题材，都没有太轻松的刀法。我觉得这是跟他的人生经历、精神上的内在历练是有联系的。

　　张先生对艺术始终怀有一种热爱，一生对国家的艺术事业多有贡献，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和研究。他最初是接触了西方的现代版画，又面对现实的生活。西方的版画是一种年轻的艺术，它跟青年时代的张老师的信念发生了联系。

　　到50年代，他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个人面貌，也一直没有停止到版画语言的思索，特别是木刻语言的思索。到了七八十年代，他已经站在了另外一个视角上，认为木刻版画不能过于去追求或者是模仿，如果过度模仿，就找不到你自己本身形态的特性在哪里。他认为，我们不管是能借鉴到多少东西或者是寻求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要追寻材料本身的美学。他的木刻力量很强，是只有木头上才能出现的一种语言，所以力量非常强悍，面貌非常鲜明也非常完整，只可惜的是张先生走得太早了。

　　陈朱鹤：

　　我觉得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他有一幅版画题目叫《安息吧，赵槐同志》，这里有个故事。1957年张怀江被打成了右派，他心灰意冷。赵槐当时是下城区的副区长，他不怕受牵连，经常到张怀江家里来给他安慰和鼓励，使他终于能坚持下来。赵槐在文革中成了“走资派”和“叛徒”。他病重和去世时，他当医生的妻子却被赶到乡下去劳改，不在身边。张怀江失去挚友和生死之交，极为痛心。他为赵槐刻了一张像，刻好后却为题目为难。他们都是共产党人，都是人民的好儿子，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但在当时这些都不能说，可是又不能没有题目。他后来想来想去只能用《安息吧，赵槐同志》。这是无声的语言，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

　　对张怀江来说，处于这样的政治环境，使他艺术才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好在历史上的这一页是翻过去了。我今天看到他的后继者中群星灿烂，我感到非常高兴。

　　张润秀：

　　今天，在我六叔父张怀江90周年诞辰的时候举办了这么一个画展，我作为晚辈心情非常激动。我也不懂版画，但是从作品看人生，从人生来看作品，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艺术研讨会的主题。最近七八年来，我都赶在清明之前跟家人去祭拜张怀江先生。对这位六叔父和另一位五叔父，我们晚辈都非常地引以为傲。

　　在我六叔父的艺术人生红红火火的时候，1957年在阴谋阳谋变幻莫测的年代，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在自己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屈辱的环境之后，1969年得了癌症，打击也是很沉重的。有了第二个艺术青春之后，他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1989年，66岁。

　　他的人生，是坎坷的；人很瘦，但是腰是直的。在上海求学时，他喊出民主的口号；逝世前留下的最后的作品，则是用他塑造的狂人的形象。手臂伸向天空，满篇是“救救孩子”的呼声。他是一个斗士，是一个战士。

　　我有一幅他的作品，挂在自己书房里的。当年叔父在上面题写的，是“趁着黄昏再赶一程”。那一年他64岁，他在考虑人生。如果说以前《支柱》等这些作品是对他游击生涯的再现，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一些作品，则是在表现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我也随着他，在思考。

　　他向着光明，展现自己的形象，承担历史责任，又对历史寄予希望，用艺术的方法来思考自己的生命。而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发出了“救救孩子”这样的声音。我应该记住的是这么一种历史责任感。动荡年代的作品到现代都能感动我们，正是因为这些作品表现了时代，表现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作品产生了跨时代的价值。这本书的内容丰富，是一种财富，应该好好地去读。他用自己的刀来展示自己的魂，有自己的思魂。

　　昨天晚上我想了几句诗，表达对叔叔的怀念：

　　“花明柳暗听余响，

　　我趁黄昏赶一程；

　　寂寞荒漠你纵横，

　　瘦骨刀魂写人生”。

　　殷翔云：

　　我1957年进入学校。1958年从杭州钢铁厂回来请张老师看速写，我向张老师提出想学木刻。第二天晚自习的时候，张老师拿来了一块小小的木板和3把刀，还告诉我怎么刻。当时他正蒙受着冤屈和政治压力，却还是给一个求学少年十分的爱心和真诚的关爱。

　　参军后，一次全军要搞美展，张老师在我的木刻当中，给我选了一张叫我放大。这张作品叫《沧海绿珠》，参加展览后得到好评，还得了奖。

　　张老师的创作非常严谨、深思熟虑。他的书房里面挂了很多细绳子，画了小构图挂在上面，反复地比较、取舍。因为有了这样的事先准备，所以才能在创作时刻的那么肯定、那么没有一点犹豫。

　　1988年我跟张远帆去北京给张老师举办展览。展览期间有一位清华大学的美籍数学家，看了展览以后就一定要买一幅作品。他说，我要把这幅作品挂在我的工作室里，因为我从这幅作品当中看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形象。

　　王亨：

　　怀江先生一生待人至诚，除在学院外，他有着一批深深爱戴着他的校外学生群，我就是一个。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爱好美术的中学生。我曾冒失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在艺术上给我指点帮助。不料一个多星期后即收到复函。我与老师的通信联系中，先生总是耐心解答我的各种提问，在教艺的同时还教育我怎样做人。他在信中告诫我：“做一个画家，首先要做到‘为人之道’，没有崇高的品质就不会有好的艺术作品，……”

　　他在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后给我的信函中写道：“我的1957年问题，已于春节前夕得到彻底改正，现已恢复党籍、恢复工资级别、恢复政治名誉……只要政治生命复生了，我就死无大憾矣！”

　　1988年初，当我老父因病故世后，我一度难以自拔，又去信给老师以求开导。老师在回信中阐述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在信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力求乐观，致力艺术，注意身体，面向未来。这4点是我的赠言。”老师挚爱的话语使我振作了起来。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上面所提的先生手札的复印件，现正在张师母处被珍藏着，它转而作为怀江老师劝慰师母失去他后的话语了。这是老师怎样也不会想到的，此事不免令人心酸。

　　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先生高尚的品格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先生的精神激励我直面人生，并在版画艺术的园地里辛勤耕耘。

　　熊伟：

　　张老师1981年到南昌去讲课。当时我们南昌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既没有酒店也没有宾馆，总算是把他安排在省委招待所里面住，那已经算不错了。他工作非常认真。那时候没有投影仪，他带去讲课用的图表是用手抄的，里面的笔记是画上去的，让我们非常感动。讲课对南昌的版画活动，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他曾讲到今后的版画何去何从。当时有很多版画家已经改换门庭，认为版画好像不能反映新社会，不能反映甜蜜的生活，只能与斗争、苦难相连。这个时候怎么办？张老师介绍了浙江版画界的老师们在版画的民族化方面做的工作，让人很感动。所以，后来我自己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摸索。

　　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版画的发展和外面的错误理解还是很不一样的。版画是中国原创的东西，走出去以后又走回来；回来以后又跟中国的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有了不起的成绩。张老师是其中一个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作家，张老师和浙江版画界做了相当有意义的工作，使得中国的版画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肉。

　　辜居一：

　　我觉得要把我的感恩、感激落实到对张老师的学术进行研究的层面上。此前有机会为张老师做过一些教学笔记，我很荣幸。通过给张老师办展览，我觉得应该在感恩、感激的层面上做得再深入一些，所以把对张老师的木刻和速写的研究作了总结，让下一代知道。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学生应该做的。作为生活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我们，获益多多，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把身边熟悉的老师们的思想进行梳理。远的想不起来，近的也应该研究起来，而且应该细一点。

　　今天参加这个研讨会之前，我特别看了文集，我觉得很好。这里面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觉得在推进对张老师的研究上，是更加立体、完整了，非常不错。我也写了一篇关于张老师早期速写的文章。我看了这些速写以后感到很震撼。当时用毛笔画的，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画的，看了以后怦然心动。这些感动需要落实到学术研究的点上，所以还是要继续研究下去。

　　虽然我自己认为80年代跟张老师有过很亲密的接触，但看了展览以后，我发现还有很多地方值得重新思考，需要继续研究。研究工作得再细致一点、深入一点，把老师的人品、画品很好地传承下去。而我们这一代，正好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史一：

　　张老师版画能够一直坚持，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张老师是我的版画的启蒙老师。提到张老师，我的印象非常深。我现在还能记得，因为我下定决心做版画都是因为张老师。张老师是一个非常方正的人。画如其人，字如其人，看张怀江老师的画是方正的，他刻的钢板字也非常刚正。

　　我看了展览以后写了几句诗：

　　“赞怀江师

　　黑白分明，一生无畏。

　　漫漫长夜，朗朗清辉。

　　腕底意象，心中块垒，

　　尚实深思，不妄不媚。

　　刀韵木味，奥妙之最。

　　刚健简约，力之大美。

　　先生德艺，高山巍巍。

　　感之怀之，浩浩江水。”

　　杨振宇：

　　关于历史现实，其实还有很多经验、很多事实是我们还很不了解的。通过展览和研讨会，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尽管是一部分地聊一聊，但是对增进整个历史现状的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是我们不难发现像张怀江先生这样一个人，其实离我们很近，而对这样一些离我们很近的艺术家、老大师、前辈们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展开得更充分一点。这不免让人有一种迫切的感觉。

　　一个研讨会能产生多方面的意义，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却只能在意犹未尽中结束。希望我们以后在日常生活里、在各种展览场合、在各种学术交流里面，我们还可以继续多聊几句。这种交流是特别有意义的，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和学者，本次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