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港处理些家事，从机场乘出租车往西环的路上，与司机先生一路畅聊。他说香港这几年的经济因“自由行”确实有了稳步提升，可政府在大地产商的左右下却令“廉租房”越建越少，几十年来操持得还算不错的“公屋”政策，也因冗长的轮候、入住等待而丧失优势，现在再次变为一个极端关乎民生的突出问题。加之填海工程并未真正给予市民特别利好，世界经济格局和网络文化发展也影响到了本港生活，所以一般工作日的晚间八九点钟，在原本人流涌动的银行业中心——中环，早年间热闹的夜市没了不说，如今倒彻底成了座“城中空城”。

　　这便是百姓的日常，唠唠叨叨，但又颇有点儿“历史叙事”的味道。因为从事物质文化研究，我对这类表述尤其关注：“物质”，就人的社会而言，本身充当了“中介物”和“再生成物”的角色，政策也好，创意也罢，其要旨便是先借助实体，再通过“非实体”，为人更具善性地生存，创造新可能。这也足以说明，为何我每每听见诸如“一个人的史诗”之类的话题时，内心便极容易生出一阵莫名而复杂的激动。不过，作为专门主题的研究者，我关注的可能离“今天刮风、明天下雨”的“当代史”又稍远些，行业的特性促使我从文献角度，寻觅百年以至千年前，另一番的生活图景。

　　所以，上述“史诗”绝非夸张的宏大叙事，而是要发掘出一个平凡但活生生的古人，在彼时那些属于英雄们的风云际会之外，又能有怎样的真正属于他的细碎、逼仄却切肤的快慰与酸辛？就方法论层面看，这便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由意大利肇兴的“微观史学”（Microstoria）所希图实现的。

　　欧洲的“微观”建基于存留下的、三四百年前的个人档案，可对于似乎“兵荒马乱”惯了的中华大地，觅得些表面啰啰嗦嗦的古代文字记录，实在颇有难度。那么，如此的“微观史”，更多只能透过文人的笔记和某些自传体的小说来勾勒了，其中最著名的首推《红楼梦》。然而，“红学”那足以养活一整套“职业机构”的庞大框架，仍无法轻松地从宏观政治和经济的曲折身影中抽离。所以，基于“微观史学”的本意，我倒觉得沈复的《浮生六记》更合适些。

　　“三白”是沈氏的号，这位寂寂无名多时的苏州人，尽管按现代学者的考证，以及前几年在南京发现的传抄材料，约略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曾风光地随朝廷官员出使册封琉球，但他的一切，目前似乎仅剩下那部残缺不全的文稿了。但，这区区4卷不到的故纸，在光绪三年（1877）被从小摊上拣出后，大多读者便纷纷惊异于其文笔的率真和微妙。

　　残卷中描述他后来那位相濡以沫20多年的妻子“芸”，虽有“两齿微露”的不甚佳的外貌，但在满室鲜衣中却因“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倒吸引了他的目光；未婚前，当深夜饥饿时，她还会“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在品尝“芸”所喜爱的臭腐乳及虾卤瓜时，他困惑于两样东西闻着刺鼻、吃着诱人的原因，而她则说，“情之所钟，虽丑不嫌”（《浮生六记》，新增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2-13页）。

　　这样的能够细细咀嚼人生的品质，最终自然都与沈氏那苦中作乐的精神格调相契合。比如他还曾建议过，“贫士屋少人多，当仿吾乡太平船后梢之位置，再加转移其间。台级为床，前后借凑，可作三榻，间以板而裱以纸，则前后上下皆越绝，譬之如行长路，即不觉其窄矣”（第27页）。甚至，对于贫寒者的服食以及器皿、房舍三白先生也有妙言，“宜省俭而雅洁，省俭之法曰‘就事论事’”（第33页）。如是，纵然“侍露而爨，笔耕而饮”（第63页），倒也应了“芸”在重病时的话，“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第45页）。

　　这“烟火神仙”诚是妙语！除了琢磨琢磨高档家私、名牌衣装、尊贵地位外，我们还有多少人真能消受得了那些从粗瓷烂碗里精致地熬煮、烹炸出来的甘甜生活？当然，我更想奉劝那些曾在自惭形秽中愤愤然发狠的“幸福的过来人”，最好别再拿沧桑的老黄历说事儿：试问，你还真愿调头，重新享受毫无虚假“设计”的苦日子？而我总觉得，最关键的在于，你的物质的“微观”，不论现在还是过去，怕都经不起历史的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