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水墨身份”为主题的实验水墨作品展亮相宁波美术馆。实验水墨作为传统水墨艺术发展到当代的必然延伸，更彰显出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精神的博大与触类旁通。当代实验水墨的“身份”如何通过笔墨之美加以呈现，特别是在浙江，在传统的好土壤之上，如何焕发更为光鲜的形态，我们就这一系列问题，与本次展览策展人王琛进行了交流。

　　记：此次展览的主题“水墨身份”最早是如何确立的？切入点是什么？

　　王：这个主题最早是由宁波美术馆典藏部主任孙文翔提出的。我们当时考虑如果以明确的创作类型选择参展艺术家的话，宁波本地的艺术家并不多，但如果将水墨的概念稍微宽泛，以水墨身份这一角度看待的话，宁波籍的艺术家还是有的。

　　记：据我所知，虽然你是宁波人，但长时间是在北京发展。对于北京与浙江两地当代水墨的发展，你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王：在我看来，从事实验水墨的创作虽然可以采用不同的创作手段，但是不能脱离传统。中国艺术家从事当代水墨创作，与国外艺术家单纯将水和墨作为材料使用，还不一样。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水墨是骨子里的，或许你没有受过中国画专业的训练，但是水墨所具有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的潜在因素，中国艺术家是无法摆脱的。

　　在北京当代水墨的圈子里，我所接触的像魏立刚、兰正辉、邵戈、邵岩等人，同样也没有脱离中国水墨本质的问题。在大家的认识中，书法始终被看作是实验水墨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当然在传统中国画以及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中，书法同样也赋予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身份。书法是支撑水墨发展变化的筋骨，围绕着这一根本点，艺术家通过各自的观念和生活体验来完善作品，才是每个人的方向和选择。

　　北京的艺术家在观念和思想上要更为开放，接受度和更新度上来得更快，相比而言，浙江的艺术家传统情节更重一些。但这并不全面，因为浙江在改革开放后先锋艺术兴起的时期，是中国先锋艺术的重镇，一度引领风气之先。

　　记：谈到笔墨精美，在这点上，浙江的中国画家在笔墨的运用上令人称赞。

　　王：是的。在这点上，北京的艺术家是存在劣势的，因为自然的因素束缚了很多，特别是北方空气比较干燥，一笔还没完，已经干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某个地域抱有成见，但是一种艺术风格的产生一定有其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一种画风，实际上需要一个地域来滋养。绍兴老酒迁到贵州去，贵州做出来的就没有绍兴味道好，贵州茅台如果迁到浙江来做，也不是贵州味了。

　　艺术的形成，需要气候，需要环境，更需要气场。作为一名宁波人，我长时间在北京才会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我也会邀请身边的画家朋友到江南来体验，来创作，一笔下去墨分五色，只有在江南才会有。

　　记：但是话说回来，很多南方画家同样很喜欢去北方感受那里的大气与包容，在那里找寻创作的灵感。

　　王：对，我们也要到北方去，这也是我最初去北京时的想法。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你才会感受到什么是开放，何为雄浑大气，这是一种互补现象。

　　记：刚才在展厅里看到两件装置作品，一件是你的《千杯》，还有一件是葛晓弘的《溪山清远》，让人感觉纯净之余，还有一种充满张力的气场，很有味道。你能否阐释一下这两件作品？　　　王：葛晓弘一直是从事传统中国画的创作，这次他的装置作品《溪山清远》，以北宋范宽的名作《溪山行旅图》为创作母本，除了卷轴画中古意盎然的山水景致，画作延伸出地面的画布上还堆放着大小不等、精心布满笔墨皴法的石头，让画境延伸到画外，更有一种当代的味道。

　　我创作《千杯》是想到中国人过年、过清明祭拜的时候，总要放上很多杯子，倒上清水供奉。又因为龙泉青瓷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延续，青瓷与水墨一脉相承，在千余年的发展中相辅相成，所以我就拿1000个龙泉青瓷杯子倒满水，千杯实际是让我们“谦卑”，千杯倒满水感觉让我们来敬仰古人，对先贤的一种敬畏之情，而上方悬挂的葫芦是空心的，又代表一种虚心之意。中国水墨文化几千年下来，多少人是值得我们敬仰的，所以我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创作了这件作品。

　　记：在大范畴上，此次展览还是宁波籍贯的艺术家为主，这势必也会有一定的难度，毕竟宁波从事实验水墨的艺术家并不太多。

　　王：能把人集中起来做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实验水墨在浙江并不是特别受重视，我们希望能让艺术家结合自己的创作进行一些拓展，比如展览中柴小华的作品对字体结构的研究就很有意思，我很希望他能将这个系列作为个人的一个研究方向重点来做，甚至可以将这些字体开发成字库。如果12个人都能坚持自身的特点，在某一个领域攻关，延续几年的话，肯定会有所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