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J近日也提醒我，时钟的表盘已指向值得纪念的香港回归15周年。按个人理解，比之回归前风风雨雨的“热闹”，这些年倒实在“寡淡”多了：社会于稳步前行中发展，而铜锣湾那些密密匝匝、被视作城市文化与地理中心的错杂交通路径上，湿润的亚热带的风，依旧伴着不同肤色的匆匆过客，在建筑物细长投影间跳荡、穿梭。至于我，这个常年旅居大陆的港人，对那片滋养我的土地，只能说仍“陌生”地充满了好奇。

　　社会学研究者明确指出，经历了若干年来的演进，香港已绝对称得起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热点地区。我在港的伙伴们也曾用另一种不无夸张的方式表达过相同意思——如果你坚持搜寻，完全可能在这个相对窄狭之地找到世上的任何物件。小到祖国边疆的特色干果，大到远邦制造的游艇、客轮、直升机，香港这个由并不具备强大工业、农业化生产力的海边岛屿组成的都会，却以物质的极度丰饶而引人流连。

　　不过，除去惯常认为的购买与消费兴盛，我还愿多聊聊那个深植于现象背后的真实，即其之绚烂、繁华倒更是源自“设计”上一次次真正果决地挑战“恶”后的成功。对此，多年来，我也曾于不同场合，以政治学语汇表达过：香港的“现代史”说明了粤地先民谨严而落拓、灵动却持正的处事哲学在当代的良好承继，其与殖民当局因应世界形势而逐步趋向自由主义的“民粹”管制思路巧妙相融，才最终塑造出了今日的社群、文化面貌。

　　这，恰恰又是我在内地求学、工作时，一直寄望透过专业上对具象造物的分析而寻觅到的某种抽象的，却终将归于“设计”的答案。当然，期间，那些典型的香港故事，也时时令我反复思索。

　　比如，我认识一位居住在香港“山顶”的设计界富豪T，他早年就读于“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前身），几次回家我均有机会搭乘其昂贵的超级跑车在港九飞驰。但，我从侧面了解到更多的是其“发迹史”。

　　据说上世纪70年代末毕业后，他除了从事屡获嘉奖的工业设计外，还积极转入电池制造领域，在彼时小型家电、便携电脑等急速膨胀的全球市场中，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牟利颇丰。以至于当前在美国洛杉矶一带，还有他投资的、拥有近千名员工的企业，不过其主要产品却已是风险不低、回报巨大的心脏起搏器电池。所以，尽管常爱以“厂老”（本港对制造业工厂主的谑呼）自称，但他也每每豪情满涨。

　　只是“厂老”先生的故事到了50岁前后竟有了个挺别致的“叙事转折”——他在另一位香港玩具设计师同学的游说下回到国内，进入我的母校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而个中因由，除了祖国日益强盛外，关键的是他还考虑将自己设计管理方面很有特色和“价值”的经验，在华人圈中进行一次质的提高与推广。当然，这项新“事业”对他而言也只是人生的某个新乐趣罢了——近段时日听闻，他开始在九龙买地盖房，自己设计、自己建筑，自己为规划、消防等事务，往返奔波于政府各个“精明”的部门之间。

　　我很清楚，在大陆有不少设计者会羡慕其生活，赚够了钱，或许就该是那样潇洒、惬意。而这，说真的，也是“香港设计”诱人之处——狡黠的幽默加上几点不羁的荒唐。但，我更晓得，即便完整复制T先生早年挣得“第一桶金”的经历于今日港岛设计界，亦恐难有几多“奏效”的可能。时代变了，香港作为“飞地”的政策、资源优势也慢慢被愈加开放的大陆所取代，若设计人仅会耍耍小聪明、钻营小把戏，怕也就离招人唾弃不远了。

　　换言之，我以为从宏观层面讲，香港的成功仍要感谢时代大环境。可是，微观上看，当“设计”落实为驱促社会发展的集体原动力、综合执行力时，更核心的不是什么外在的管理、经济与服务，反倒是最直接指责公民个体内心的智慧、素质和良知，以及因之而共同铸造出的物、我升华力量。

　　再进一步论，“设计”还是充满“矛盾”的“使用艺术”，它那令人颇感“诡谲”的独特风貌，却往往源于某种程度上无法甩脱使用者之评断而简单、自为地存续的特性：其“正向”是参照用户群的意图以调整、进步；“逆向”却可能变化为刻意迎合、讨好，甚至与用户们共谋那类虚伪的欲望满足和无意义的损耗。于是，“设计”更常被认为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买卖”，在商品经济持续狂飙突起的当下，牵动着不少内心孱弱者“活泛”的神经，于不知名的角落，摩拳擦掌、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