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文友张全义去河西地区高台县采风，在红西路军烈士陵园偶遇著名国画家刘文西先生，他那熟悉的帽子、白色粗布衬衫和简单、质实而执着的语言，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流溢出一种淳朴、倔强的性格。就是这么一位憨厚淳朴的老者，他以一种对生活的热爱、艺术的痴迷和对陕北黄土地的深情，创作出了大量热情讴歌现实生活的画卷，以他的作品感召和启发着后来者。

　　然而，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身着奇装异服、不伦不类的以“书画大师”自命的江湖人士，个个都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之派头，貌似高视阔步，昂首挺胸，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实则都是虚有其表，装腔作势。他们在炒作自己时，往往动辄说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然而，闻其出言俗不可耐，观其下笔平庸无奇。这类人和刘文西先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我非专门指摘艺术家之形貌装束，而是另有所指。形貌乃父母所生，实出自然，装束为人之所好，无可非议。但既为“公共人物”，总要讲求内外和谐、表里如一才好。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貌最具有统一性的艺术家，远的不说，近的恐怕要数于右任和张大千了。此二公美髯飘飘，风流倜傥，一派仙风道骨，在书法与绘画方面卓有建树，是为数不多的艺术大家。他们这种颇具古风的外在打扮与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格修为是互为表里、协调一致的。而那种仅从外在装束上煞费心机，极尽装神弄鬼之能事，而不知从内在修为和精神气质上着力。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从外在形貌上来看，不外乎以下两种：一种道家装扮，多长发美髯，欧阳修、苏东坡即是；一种僧侣模样，光头素衫，怀素、皎然皆是。他们不仅相貌与常人迥然有别，文学艺术修养亦皆有独到之处，堪称奇人。今人多有模仿古人之装束者，然多如“婢作夫人，终不似真”。反不如素面朝天、寻常着装来得平和真纯、朴实自然。有的人，即便从外表上看起来相貌平平，与常人毫无二致，然举止文雅，谈吐不俗，身怀绝技而不外露，胸装奇学而能藏拙，此方为真高人、真名士也！

　　笔者近年来，涉足书法江湖，感觉凡具真才实学者，大多含而不露，朴实无华。而徒有虚名者，则每每煞有介事，装模作样。前者淡定从容，恬然自信，往往平易和蔼，待人以诚；后者上蹿下跳，进退失据，待人接物前倨后恭，判若两人。令人不由感慨系之！

　　在当今书画界，相比之下，徒有虚名者要远远多于名副其实者。太多的所谓艺术家，对自己普遍缺乏自信，往往要依靠各种外在手段来证明自己是何等不与人同。当认真考量其综合素养时，大多是不堪一击的。此类人，办展览时，有高层领导讲话剪彩，有各界人士出席捧场。特邀嘉宾神采奕奕，礼仪小姐风情万种。看似声势浩大，风光无限，实则狐假虎威，毫无看点。展厅外个把钟头的红红火火与展厅内接连几天的冷冷清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之展览，大多开展时人山人海，热闹异常，次日便冷落萧条，门可罗雀。即便偶有例外者，亦多是依靠身份地位，发动下属单位、学生等等去助阵，与作品之魅力对观众之自然吸引并无多大关系。但就是这样的展览，全国每年下来，何止百场千场？出个作品集，也是费尽心机，雇请达官名家题词作序，为之保驾护航，然则观众略翻一遍即一丢了之，并不以为意。他们的“墨宝”，动辄几千上万，乃至更多，甚至“拍出天价”，实则不过是毫无传统功底之信笔涂鸦，有何艺术价值可言？说他们是“艺术垃圾”的制造者和社会资源的浪费者并不为过。而一些真正具有艺术造诣和品德修为的书画家，由于经济拮据等诸种原因，却很难顺利举办一次展览出版一本作品集。使人感叹不已！

　　如今所有的展览，几乎都会“圆满成功”，其实，这种“成功”大多包含着“忽悠成功”的成分。实体展览要的就是“那一刻的风光”，所有的人物和家什，不过就是一种体面的“道具”，只要方便媒体制作炫丽耀眼的广告就可以了。人们看重的似乎已经不再是展览作品本身，而是在乎媒体不乏有意粉饰的后续报道。毕竟看实体展览的人少之又少，而通过媒体浏览者却不乏其人。人们面对的除了海量图片还是海量图片，反映的无疑是社会进入“读图时代”的现实情景。然则，“图”往往是会走样的，即便pass技术再怎么先进，它毕竟不等于本来面目。面对堪称海量的“走样”图片，看图说话，也未必准确。有识之士，难免为之“悄然动容”矣！

　　时下之书法创作克隆复制成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要么互相因袭，重复劳作；要么涉奇猎怪，标新立异。曾几何时，艺术领域“混搭”成为一大特色，混搭并非不可，关键在于是否品质高雅，是否喧宾夺主？而当下“混搭”之手法，不外乎将书画创作与“血腥”、“声乐”、“裸体美女”、“怪异装置”、“中国功夫”等等联袂上场之类，虽其中不乏可圈可点者，然大多流于形式，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凭借“炫奇猎怪”和“‘血’、‘色’朦胧”来赚取观众之眼球，噱头不可谓不多，并非廉价（因大多为之花了很大本钱）的鲜花与掌声不绝如缕，甚至“好评如潮”，但真正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却只是一个空洞虚无的外在躯壳，作品本身子虚乌有（因属于“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艺术精神则荡然无存矣。

　　至于王冬龄的书法与裸女图片的混搭组合，除了在猛然之间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之外，其实也暗喻和揭示出了当下中国观众特殊的猎奇审美心理。在思想大解放的今天，落落大方地彰显人体的自然之美，实在无可非议，但书法与人体的结合，尚存在一个主次关系。到底要借助什么表现什么却不可不慎。或许王冬龄的“人体书法”（姑妄言之，未必准确）未必从根本上提升书境，也未必完全达到作者预期之目的，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多方面的。当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全面观照这一系列的艺术行为的时候，“书法创作的方向”到底在哪里？恐怕连王冬龄本人在一时之间也不能找出完美的答案。

　　现今的艺术活动，大多讲究场面的风光和排场，而对实际功效则很少关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却从根本上未能达到繁荣艺术、造福社会的目的。更多的操控者，不过是据此牟取一些进身的资本和财富的收入。为了一己之私，动用手中权力，不惜花费血本，兴师动众，风风火火，结果是中饱了私囊，伤害了群众。获得了暂时的荣誉，埋下了未来的祸根。

　　如今，真善美的东西总是存在于想象之中、口头之上，而在现实中，假大空和丑陋不堪的东西却是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假的冒充真的，恶的排斥善的，丑的打击美的。如今人们常常感叹，坏人难当，好人也难做，反映出一种秩序的混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早已是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一不留神，就会惹火烧身，祸从天降！以前我们路见危难，可以放心大胆扶老携幼，拔刀相助，不求来日福报，但求当下心安；现在人人自危，唯求自保，深恐跌入陷阱，殃及池鱼。人们面对诸多需要救助的场面，见势不妙，拔腿便跑，避之唯恐不及！非个人之过，盖社会风气和道德良知普遍下滑和丧失所致也！道德约束苍白无力，而法律武器往往“剑走偏锋”，使你有口难辩、有苦难言。

　　有人曾不止一次问我，国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反问之，人要么无以为答，要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三教九流到诸子百家，所言不可谓不多，然则泛泛而谈，不得要领。我尝如此答之曰：“国学之精义，无非十个字，即：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也。得十字者，可得天下；得八字者，可为宰相；得六字者，可封列侯；得四字者，差不多也可以当个艺术家。”此论虽未必精确，但亦绝非纯属笑谈。其中蕴含之哲理，清楚明白，不言而喻，有心者则可深思而熟虑之。深味之余，方知我言不虚。许多人将“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等经典词汇若口头禅般挂在嘴边，实则未能真正领会其中之深意也。

　　试看今日之世，能以此十字反躬自省以身作则者几人哉？诚信的失落和良知的丧失，司空见惯，人们甚至对此麻木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我们从根本上缺乏一心追求艺术真谛和正常享受人生乐趣的社会土壤和生活保障，更多的人都面对权利的争夺和金钱的攫取而趋之若鹜。有的甚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哪怕是落得个“车毁人亡”、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莫非真的“不惜”？其实非也！而是待到幡然醒悟之时，已然悔之晚矣！

　　当下书画创作的假象繁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以丧失艺术本体精神和社会良知作为代价的，探索方向的一度迷失和创作手法的黔驴技穷以及不乏庸俗低级的媚俗之举，反映的是艺术家创造力的贫乏、综合素养的欠缺、社会使命感的丢失和急功近利心态的加剧。而玩世不恭的所谓“艺术家”，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世俗名利，却很难让自己的艺术作品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乃至将来走进历史。只有那些既保留了优良文化传统，又时刻想着以高雅的艺术作品来愉悦和教化人们身心且能不断彰显自我审美追求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尊重和推崇的。这类人在社会上也绝非鲜能一见，而是大量存在，他们需要人们去发现和呵护，需要整个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不良风气，加大对这类人的关注和支持力度，以便使其尽情发挥聪明才智，彰显其艺术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