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67版）

　　合苏轼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如通神。”半屋书卷共日月，几枝颓毫春秋意,四溢的墨香，弥漫于静谧。蕙质兰心，珠走玉盘，舛志难逢，屈曲成文，泻三江雪浪，恣意繁复中，真想与东坡君共饮一夜星霜。——我想用这些抒怀文字进一步阐明，蔽尘于笔墨，而笔墨自拘，艺术在技术主义的机械语词中是难以表达万物生动的灵性，“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易经》）比上述技巧更重要的是：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艺术家应当也是一个关注社会人生的思想探索者。怎样的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决定其怎样的人生走向，自己作为一个人文艺术家，纵观华夏大地3000治乱循环历史周期性震荡的惯性宿命，回望人类历史上一切人为的灾难，驻足在单一的封建王权和道统思想面前，踯躅、纠结，沉迷于对存在的澄明的观照和体悟，上苍慧命，知往察来，秉始祖先圣神州华胄们建构起来的伟大文明；承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以风骨清朗，对倡行三纲五常、压制创造性的宋明理学鼓惑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蓬头垢面士林景致的盆泼涤洗；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人权、自由之思想维新；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之民本论的政治天命观，以及坚守文明进化的信念，坚守理性文明的疆界，是我深层感情中的血缘和伦理；也是我从精神和价值上确立的最基本的文化立场。

　　《周易》示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尽管心之忧矣，其谁知之？荷道以躬，忧患警世。士子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去留肝胆两昆仑，只把心肠论浊清。我深深敬佩那些坚守道义德性，拒绝被封建毒枭专制权力征用的先贤巨擘们，望诸君立雪坐风，追踪往哲，5000年文化世代相传的是那些博学于文，匡扶正义，两袖清风却有铮铮铁骨为民为国诤言的诗人、艺术家、思想者们，这是真正中国文化人的文风。早在18世纪，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就警告：“功利是这个时代伟大的偶像，所有的权力都必须为之服务，所有有才智的人都宣誓为之效忠。”林风眠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大声疾呼：“社会之枯燥应由艺术家去润泽，民众情感之沉寂，亦应由艺术家去唤醒、激动、安慰! ”希望艺术家们“牺牲自我而拯救那污浊的社会，堕落的民众，沉沦的世界。”先哲孟子更早就提醒人们：“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艺术的本质有多少理解。有人说过，好的艺术也分两种：有的艺术就像一根蜡烛，只是一室之光明，最多照亮半个艺术圈；有的艺术就像一个火把，可以照耀艺术圈之外。再者，我们的艺术观念并没有从权力政治的逻辑中完全摆脱出来，上梁不正下梁歪，眼下吏治腐败和社会腐败对中国美术界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听人说过“中国文化艺术界中，想做官的人数（不管是小官或大官）是世界第一”。有的人千方百计谋求在体制内混上一官半职，便可立马身价倍增，技艺却不见丝毫长进。世上官多不太平，文化中官本位差序格局里的纲纪废弛又使功利主义式的权力霸道时隐时现，以吏为师的社会群体中又哪里来什么真正的文化艺术大师？！一些尾大不掉官僚机构里的美术官员、道德短板的文化食客、玩世性的痞棍、三四流的权贵跟班在亢奋激昂地喷出艺术形态的大量废气之时，东奔西走，庸俗实利地急着谋求和资本勾兑，寡廉鮮耻地欺世盗名。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文化掮客合流，巧立名目，假以文化产业发展之名，进行着圈钱、圈地的运作。更糟糕的是，他们大量言辞乏味的、似是而非的、根本没有真知灼见的艺术理论和没有知识构建的谬论充填着媒体，直接败坏了学术思想与文化思想的健康发展，也加增了大众对艺术的认知困惑和误区。当然，心灵无以飞翔的人，心智必定无所了悟，所以又充满令人莞尔的笑闹迭出的黑色幽默。其实，学场有别于官场，学术不等于权术，风骨远胜于媚骨。人生在世只需要有限的物质，一个艺术家唯有从物质欲望自相羁縻的精神锁链中解脱出来，心灵才能获得无以复加的自由和快乐，过分的贪婪属于欲望的疯狂，他们根本不明白艺术家人生的财富究意是什么，“厚黑学”、“潜规则”却催生着艺术价值的迷失与艺术精神的堕落！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批评官家画史道：“画史纷纷何足数，”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是那些有能力拒绝和超越精神死亡的人，必然性地对人道、人性、人权、人本、人学为内涵的“以人为本”的命题，有着本能渴望的追索，有高于物性存在的精神范畴，在人世间精神枯萎凋残，沉堕于物欲大梦之际，有着一颗早起的心灵，在大孽大爱大伪大真中，有为正义的努力，有给予尘世的润泽，更有铭刻在精神纪念碑上的刚硬结论。也不会身居迭翠深山，采霞而食，绝谷饮泉，不食人间烟火。诚如俄国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V.G. Belinskiy，1811—1848）所说：“任何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和石涛所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道理其实是相通的。也如潘天寿指出：“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象，心之迹。”“艺之高下，终在境界。”画家只有真诚地关注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理念和人文关怀、文明进程，才能化解和清洗自身存在状态意义上的内心淤积，才能突破既得利益阶层保守主义文化思想形态的强势合围而落入传统思维惯性的陷阱，找到艺术的内在质感并使自己的艺术创作成为一种远远高于自我利益的具有人性和道德意义的伟大事业，在道无常形中求得变从常起的拓展，激发出丰沛的笔墨情怀和写意精神，在新的文化情境下，不断探索中国画创新发展的新空间，在天下大势跌宕起伏的演变洪流之中，承担起大变革时代艺术应有的社会担当，同时，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为艺术家自身确定出多元文化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坐标。

　　四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间不能驻足，叹人生之无常，天刑之，安可解？心琴一把，妄窥玄机？一位法学家说过：“信任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为此，诚信不可或缺也是构成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当诚信变成社会理论与政治讨论的热门话题时，恰恰表明社会的诚信底线已岌岌可危，治丝益棼。我不觉想起狄更斯的那句经典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天上的星光为何稀落，地上的目光为何落寞，失去灵魂的身体迷茫地奔波，毒高汤、毒蔬莱、毒胶囊，建材造假、食品造假、医药造假，三聚氰胺奶粉喂僵了童心初开的笑脸！社会人生，宇宙万象，广袤的皇天后土，生出了多少的盛世颓唐？几度春秋，与世沉浮，多少生死劫难，多少血色思考？我不知道，在世俗利益的驱动可以超越一切是非的尘嚣里，作为人文精神传播者的艺术家、文化学者，我们可以影响社会作多大的改变？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我只相信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的那种文明，有一点我洞然敞亮：“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批判的声音，世事纷繁，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我们努力对抗外界的恶，同时也必须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要为自己和自己的时代写下人文的历史，而不是蛮氓的历史，艺术家要敢于呼喚艺术与社会领域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许多人或真或假或盲目或自大或充满激情地在高喊“大国崛起”，我认为不管历史参照系如何地悄然更换，政治精英也罢，经济精英也罢，文化精英也罢，都难否定起码的认识：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全面的进步，少不了政治的开明，公平的实现，正义的匡扶，道德的净化，而大国之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是人民大众高尚灵魂和高尚人格精神的崛起。

　　杭州吴山药王庙门楼戏台上有一副寓意深刻的对联：“名场利场即是戏场做得出泼天富贵，寒药热药无非良药医不尽遍地炎凉。”中国经历了政治丛林和商业丛林对人性的双重摧残，不单单在经济上、物质上崛起，更需要在价值上崛起，即人文的崛起，即爱和善、宽容与仁慈的崛起！一流国家输出文化，二流国家输出人才，三流国家输出产品。对一个精神贫瘠缺失的国家来说，强国将永远只是一个梦。一个把脖子套在铜钱窟窿里的民族是势利的，势利的民族又是“伪爱国”生长的原产地。如果大国崛起的背后是精神的苍白，如果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脉还没有生长，粗陋的羞愧使我们无法骄傲。爱国主义需要一种对于母体发自内心的感恩和依恋；需要一种理性的、诗意盎然的、海纳百川的、地动山摇于眼前而不惊不变的丰厚坚定之精神基础；需要一种能开发和承载真善美人性力量的、又能净化灵魂之伟大信仰。中国要强大，不可能不改革开放，不可能不与世界和平地接轨，曲折趔趄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事实清楚地摆在人民面前：类似“文革”这样“极左、极权、极凶、极恶”的，对文化和精神的摧残贯穿于始终的反智狂潮，才是捣毁所有深厚优秀文化传统精神脉络的天际浩劫。那个荒唐的年代虽已过去，但参照图本与谎言文化仍在浸淫，“文革式”的方法和思维并未消弭，其幽灵仍在变脸出现。

　　我要讲一句痛惜之警语：“我们民族决不能在同一个历史巨坑里跌倒两次！”今天，我们仍然须对文化反智主义保持高度的警觉。古今的历史一再证明：单元文化就如单细胞生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走向衰落，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必须指出，从历史的逻辑的角度来考察，实行“文化同质性要求”的鼓吹，饱蓄着孕育种族主义和文化法西斯的邪质基因，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都是从极左翼的社会主义演变为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上那种误读、曲解、拒绝普世文明模式发展的“话语霸权”，是义和团思维的当代折射，步向的是民粹文化主义到最后极端文化反智的“塔利班”式野蛮。世界本来是多元和丰富多彩的，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一致呢？提倡文化反思和多元文化共存，能够进行真诚犀利批评并拥有逻辑力量的批评者，往往是真正的爱国者。

　　在高端领域，不同文明中的智慧是有相通性的，智者周有光老先生一语中的：“‘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梁启超的见解高瞻远瞩：“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正是我们的责任。”而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对腐败清王朝的犀利剖析更是振聋发聩：“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的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我要特别强调，中国由农业、手工业国家在近两个世纪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的国家，荦荦大端，就是在大量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人文理念、先进科技和进步政治思想的基础上达成的。中国艺术家们应该立足在博大精深的优秀中华文化的基点上，以气魄宏大的世界主义价值取向，冲破思想藩篱，自觉地、积极地去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艺术成就，必然指向全人类进步文化的这个价值坐标！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我们这颗蔚蓝色星球上毕竟有着权钱无以衡量的重量。在欧洲，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首先在思想领域和学理层面对皇权独裁与宗教专制的谬误提出质疑和进行人文反思，带动进入人类文明新纪元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无法出现。我对国内国外善于人文反思的先哲一直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基于自身灵魂束缚而必须暴风骤雨般释放的激情岁月已经过去，循矩圆滑的沉默与空想也不是我的选择。“衰草寡情脱色去，炽枫落爱依香尽。”冰轮碾浪，残月独寻，我只想从心里言说，为我们时代一个执着于自我问道的艺术行者的不应该的缺位；为一个中国画家对自己民族地域普世文化价值的自觉承载；为一种永恒美感内涵里的文化与艺术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感悟。还因为，我分享着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著名新人文主义倡导者萨顿（George Sarton，1884年—1956年）的领悟：人生的追求中犹如一个金字塔，在底部，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看来是分离的，距离很远，然而在攀登前进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人们却会发现在追求的最高点，在金字塔的顶峰是相通的，是四位一体，唯此，才能在美学高度上为艺术意义的生成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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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作家尤金·毕德生（Eugene H. Peterson，1932年—）说得好：“第一，生活的内涵远超过家庭、学校及我的居住环境所呈现的事实，找出它的本质并向未知的境界展开探险，才是重要的。第二，人生是一场善与恶的争战，为了最高奖赏——善胜恶，爱胜恨——而战。生命是一种对真理永不止息的探究，人生是一场对破坏生命本质之事及人的持续战。”天玄地黄，人却都生活在自己的欲望中，作为自由个体的不同精神走向的艺术家，在现实社会中去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自我努力和不同艺术形态的展现都应该得到尊重。也不完全否定以世故练达与现实生活周旋，但不能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一定要坚信这个世界还存在良知与正义，决不放弃精神生命的内向度修炼，如此，才能以激荡情思对古今学术与历史经验作出人文价值准则的审视。历史是一面镜子，一群历史精英人物的出现及其意义，必有其生命峥嵘、精神能量和历史发展震荡格局的独特需求，对后人，或警世或励志或人格范式，足以经世致用。思逐风云，轻叩历史先贤的苍茫片石，“闻君江上和琴声，翻作蝴蝶浇风铃。”如何使炎黄子孙的神州大地在文化精神的演绎中，无畏地存立于天地之间？坚定的维新改革思想家谭嗣同言：“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这位晚清思想界的彗星在“写出数千年之祸象”的旷世巨著《仁学》里提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旁观者清，日本明治时代的一位政治人物副岛种臣就对清朝政府作出如下评价：“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在甲午战争开打前，该人就向日本明治天皇上疏，论定大清国必败。110多年前，面对以鸦片战争之败为象征的中国近代衰落和凶险的民族命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启蒙诸君就反思为什东方黄土文明在同西方海洋文明的对抗中会被击得惨败，认为必定有其民族文化的内在原因，清楚提出一个民族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格品质和文化品质，“纵马风尘磨侠骨，对策朝堂砺铁肩。”主张改革朝弊，明法治国，并遂启近代科学民主之议，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铸与改造，对人学观念的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巍峨的三山五岳从雄浑陡峻、林莽幽深的三十六峰中常常向炎黄子孙发出雷鸣般的喝问：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谁？我们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我来回答：我们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我们是革故鼎新的前进者，我们为人类共同的伟大文明喝彩！优秀的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是每一位中国艺术家文化的母亲，不管是严峻的批判性审视，还是对开拓崛起的真诚建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的道义责任，在于捍卫和保持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民族命运的存续和发展。就此，任何艰难的历史时刻都无法动摇我对文化祖国的忠诚，任何命运转折的力量都无法把我的心灵换作西方文化式的，我热爱文化的祖国，那是我心灵的绿洲，精神的基石，生命的归宿，我的骸骨将在此再生为一方热土。我愿与同道们以思想的力量，将自己的血肉身躯，化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命运之路上的一具铁犁，捨命承载，踔厉耕耘，死而后已！

　　（下转第7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