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入睡之前，我往往要在床上翻阅书刊，违反了作息的规矩。昨晚翻阅《美术丛刊》，看到朱峰的《写生笔记》，我回想起黄山之游，使我再一次觉得，大家一再提到的艺术创作与生活实践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议论所便于说得清楚的。

　　朱峰说他救助了失脚坠崖的游客之后，又不畏艰险地下了他从未下过的深谷，目的是为了把游人的照相机寻找上来，结果却发现了他从未发现过的奇景。我和小朋友有意无意地进入游人不走的散花坞山涧，动机与效果都与朱峰的经历不同，但我也意外地发现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奇景。

　　逆着没有路的山涧上行，多次遇着可能摔伤以至摔死的危险。单说我想爬过一块溅着溪水、滑溜而且使我的手脚失灵的巨石，欲上不能欲下不得时的心情，回忆起来也觉可笑。不知为什么，这时我联想到《战争与和平》里，那个坐在窗口斜面喝酒的调皮鬼，可是我此刻并没有他那种卖弄置生死于度外的风头主义，我知道摔下来的结局，只能得到关心我的安全的朋友们的埋怨。幸好小朋友用手托住我的左脚，才能就势一纵，使悬挂在巨石斜面上的身子移上它的平面，总算又过了一道关。我不愿走回头路，用“路是人走出来的”名言怂恿小朋友同我连爬带跳地继续前进。这段山涧，离北海宾馆不过3里的距离，我俩费去了5个来小时，害得不知我俩去向的朱峰、小唐与小朋友的姐姐，边走边喊，跑到约30里的松竹庵去寻找我俩而扑了空，怎能不用“我检讨，我该死”的样板话来遮羞。我所行的收获之一，是发现了也许没有人发现过的景致。仰视仿佛在望狮子林从陡坡间看见一个山眼。所谓山眼，不过是这样：不知在什么时代，有一块巨石卡在两陡壁之间，它就这样构成了一道天然的门，门里有阳光照射着的碧草和古松，有一棵古松斜倒着，枝叶仍很茂盛。我想，倘若把它画进画面里，是可以避免一般化的取材与构图的。我早就不作画了，但这个印象有助我对朱峰那意外地发现奇景的喜悦心情的理解。

　　朱峰在笔记里说：“……估计有40公尺的深谷，只好用绳子逐段地滑落下去。立定一看，不禁叫绝：周围是意想不到的奇景。”他这“意想不到”4个字，包含着并不简单的心理内容。意想不到的喜悦，当然是从未见过的景致所引起的。但是如果他平日没有描绘奇景的意想，这景致未必一定能够引起他的重视。记得我刚上美术学校的年代，随同师友到青城山写生时，我和师友们一样，觉得进入了号称青城“天下幽”的山林；可能是诗人的好对象，对习惯于在一定距离画风景画的画家，就取材与构图来说，的确是有困难的。但是作为视觉欣赏的对象，青城山也有“意想不到的奇景”。譬如说，在密林里，那一片绿宝石般的草地，它自身仿佛正在发光，远比黄山的那个山眼使我感到惊讶，使我感到新奇，但是并未引起师友的重视。我那拙劣的水彩画色和作画的技术，未能使我把这片碧草所唤起的喜悦表现出来，但我至今对自己那少见多怪的经历毫不后悔。

　　前人说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只能把美丽的印象保留在记忆里，而不像朱峰那样力图用他所掌握的工具与技能，为黄山写照，所以我不能以“妙手”自居。但是，如何表现基于表现什么，这“偶得”是很可珍视的。我没有来得及和朱峰交换意见，也没有细看，他那《黄山万松图卷》的创作，是否在写生之处，也包括靠想象作出的画。但我以为，这一位在黄山住了10年，一有机会就上山写生，不顾疲劳与饥饿危险的业余画家，他那发现“意想不到的奇景”的“偶得”，在偶然性里包涵着必然性。黄山是历代画家所重视的描写对象，它给个性不同的画家们提供了产生在形式、风格方面有独特性的素材。作为自然物的黄山风景自身，较之社会现象的变化当然要小一些。但它对有志于发挥独创性的画家来说，这一点不足以限制后来居上的可能性。朱峰一再向我表示，他至今仍然觉得自己的艺术造诣的不足。因而他的画集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想他会认为这不是他的艺术历程的完成而是开始。基于他那不安于既得成就的进取精神，我相信他今后在反复探索艺术秘奥的历程里，可能不断产生“意想不到”的喜悦，逐步成为不能被别的画家所代替的“妙手”。

　　倘若不把前人那“天成”这一概念理解为“天赐”，我想有志于成为“妙手”的朱峰，一定会继续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之处。而使作品具备自然的而不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和风格——即所谓“天成”的。为了满足我的欣赏趣味，也为了促使朱峰在努力写生的同时，重视想象的重要性，我给他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我要他给我画一幅清凉台，条件是不在台上画出游客，而要唤起看画者上清凉台看美景的兴趣，或者说能使看画者产生仿佛自己正在清凉台上看美景的幻觉。他的尝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告诉他不要因此感到不安。倘若他把我这种苦人所难的要求当做一种作画的框框，为了适应我的这种要求，真的在任何画面上都不画游人，不只解决不了画家与观众的矛盾，也解决不了观众与观众的矛盾——观众的审美需要总是有矛盾的。倘若画家对黄山风景的感受，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而这种发展的阶段性和艺术个性的一贯性既是统一的，那么，只要画家忠于自己那由衷的感受和感动，这种富于个性的作品对观众来说，它才是有“意想不到”的美的。相反，倘若画家只图满足某些观众的爱好与兴趣，其结果可能毁灭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也不能适应观众审美需要的多样性。

　　这就是说，画家的虚心与自信，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虚心当然是必要的，骄傲使人落后；自信也是必要的，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的人不可能成为有出息的艺术家。好比求爱者重视对方那与自己的不同之点，对方那不可能用自己的长处来代替的长处，对方才有条件成为自己所追求的恋爱对象，才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美那样，真正愿意欣赏艺术，懂得艺术的欣赏的观众，一定是会尊重画家的艺术个性的。既然这样的观众所欣赏的是画家那富于个性的艺术品，而不欣赏某些崇拜名家与模仿名家，因而作品不免成为变相的复制品，那么，艺术个性的有无，关系作品的社会价值。既然艺术创作与观众的审美需要的适应性，是建立在有我才有你，没有我也就没有你这样互相依赖的关系之上的，那么，讨好某些观众往往不免脱离更多观众，那就意味着既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对方。艺术的独立性以独创性为前提；不能设想，等因奉此地对待别人的命运的创作作风，对这一部分观众和另一部分观众的需要都有适应性，对于今天的观众和明天的观众都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感动作用。

　　借我给朱峰画册写前言的机会，这样谈点回忆，谈点关于生活与艺术、欣赏与创作关系的感想。朱峰的作品自身会说话，它可补我这些随笔似的文字的不像前言的不足。当朱峰把觉得这里也包涵着读者对他的艺术的未来的殷切期待，它就不完全是文不对题的空谈了。

　　1979年12月31日早晨

　　（原载1979年《艺术世界》收入《王朝闻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