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游记

　　人民的胜利

　　——蔡亮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研究

　　■殷双喜

　　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画也是在这个历史里产生的东西，给它一个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就比较好了。　　 ——蔡亮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创立时期的第一届优秀学生和1953年的第一届研究生，蔡亮先生深受中央美术学院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蔡亮的艺术人生中，早在重庆时期，充满抗日救亡气氛的文化生活，就给了少年蔡亮以深刻的影响，让他认识到文艺是同社会生活分不开的，文艺是要干预生活的，艺术家是要有爱国主义思想的。1950年，18岁的蔡亮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受到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老一代艺术家的喜爱和悉心培养。在蔡亮的回忆中，他列举了许多深入影响了他的杰出艺术家，例如王式廓先生，他对当时全国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方法提出疑问，反对素描成为一种学院派的和自然主义的东西。还有吴作人、董希文、彦涵、罗工柳、韦启美、李桦、古元等先生也给了蔡亮很大影响。2009年，为纪念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60周年，中央美院举办了“素描60年”大展，展出了那一代杰出艺术家的素描作品，其中也包括蔡亮先生的优秀素描作品。历经60年时光，重温前辈的手泽，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新中国成立时期艺术前辈们对于延安革命美术传统的坚持，也能看到他们对于新中国美术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规律的深入研究。那是带有普遍性的时代氛围，它对于蔡亮那一代人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

　　我们从蔡亮的艺术生涯中，可以看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蔡亮的创作告诉我们，一个艺术家，身体可以被流放，政治上不自由，但他可以在人民那里获得生活的信心，保持个人的思想自由。而蔡亮正是在与陕北农民朝夕相处的生活中，获得了心灵的解放，获得了对底层中国人民生活与精神状态的真实认识，这确立了他在艺术创作中，突出表现人民的感情、人民的理想这样一种大局观。同时也使他在大量的写生和速写中，获得了艺术创作中最为生动的细节，将生活真实与情感真实融为一体，使他的创作在整体的时代政治氛围中，充满人性的温暖和生活的亲切，独立特行，令人难忘。以《延安火炬》为例，蔡亮将“八·一五”抗战胜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处理成充满诗意与欢乐的人民的节日，在画面中突出的是平凡的陕北农民，而非高大的革命领袖。不说那些质朴的吹唢呐的农民，只说画面右下角的陕北大嫂，在这样令人激动的日子里，却仍然和往常一样，抱着孩子，和一位八路军女战士，亲切地聊着家常话，这该是多么的从容淡定！

　　在那个时代凝重的政治氛围中，蔡亮在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没有像后来的大多数革命历史画那样，将画面最主要的位置给予伟大崇高的领袖，而是将重要的位置给予了少年儿童，让画面充满了人性的阳光与温暖，这体现出一位艺术家独立自由的思想和生命价值观。

　　而在陕西的20多年创作生涯中，虽然创作的时代氛围仍然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离不开毛主席的讲话精神，离不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以后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但蔡亮却从下乡在农民那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和生活的快乐。“那几年，对我们的思想改造也抓得相当紧。我们自己也的的确确认为罪恶深重，在那儿比较认真地改造自己。除了被迫的开会以外，我最乐意的改造方式就是下乡。因为下乡省了很多啰里啰嗦的事。到底下，当然生活上没有城里舒服，但是精神上觉得解放一些。下乡总是有任务，但有时候没有任务，比较自由一些，自己出去画画，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蔡亮认为现实主义艺术的精髓就在于真，即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挚、真诚。蔡亮一生都在追求艺术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的理想，而这艺术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的理想，却时时与现实处于矛盾之中。

　　什么是蔡亮所追求的真实和理想？蔡亮所追求的真实，就是在人民之中的生活。生活在蔡亮那里，既是悠久的中国美术与民间美术的深厚传统，也是当代迅速变化的社会给予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更是人民所给予的理解与支持。作为一个23岁从北京流寓西安的青年画家，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蔡亮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革命理想，坚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代表着时代的主流，他不仅自觉地献身其中，而且以自己的艺术，去坚定地表达这一信念。然而，蔡亮毕竟是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宣传家，他的真实，是艺术中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简单反映。正如石鲁《学画录·生活章》中所说：“从生活到艺术自有一番内历，非以模仿为能、如实为真。盖如实之实，小实也；模仿之能，小能也。而艺之为艺，乃在大真大实、至情至感上分高下、深浅、邪正矣。”

　　什么是“大真大实、至情至感”？蔡亮的杰出创作表明，这就是超越于日常真实、日常情感的艺术世界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的情感，它当然来源于现实，但它是对现实的超越。

　　艺术即超越。

　　在蔡亮艺术中出现的世界，绝非仅仅是一个日常现实中的既定世界，但也不完全是一个幻想的世界。蔡亮艺术中的所有东西，在现存的现实中都存在，但由于蔡亮艺术中所包含的对现实的超越，它又意味着蔡亮的艺术中包含着比日常现实更多的真实，比日常情感更强烈的情感。蔡亮艺术中的美和真的表现，都比现实中的美和真更为精粹、更为强烈。

　　而蔡亮的一生也像贝多芬一样，历经坎坷，但他始终以艺术描绘人民，奉献给人民，给他们以生活的欢乐和信心。著名油画家湛北新在陕西省美术界缅怀蔡亮的座谈会上称蔡亮是“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欢乐送给别人的人。他内心是很痛苦的，可平常表现总是很高兴的，所以，浙江美院的人称他为‘老顽童’。” 对于自己青年时代的“被扫地出门”，蔡亮用9个字概括，“事情的缘由不多讲了”。而对于自己在陕西20多年的艰苦生活，他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打发了也好，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是因祸得福。”这里的“因祸得福”，是生活给予蔡亮的苦涩礼物，即他远离了政治中心，才有机会在陕北，深入陕北农民的生活，看到了他们乐观、坦诚、明亮的内心世界，获得丰富的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在这里，蔡亮收获了陕北高原上的阳光与自由，这使他的作品，像陕北的民歌，丰富、深沉、成熟。当然，“因祸得福”也可以理解为蔡亮与张自薿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同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爱情和信任，互相支持着在艺术之路上远行。蔡亮一生都渴望自由，艺术就是他追求自由的方式，他通过自由的艺术创作来超越现实给予他的迫害和不公。在这一意义上来看蔡亮的艺术，我们看到蔡亮没有像“文革”后期的“伤痕美术”那样，刻意表现个人所受到的迫害与磨难，不等于他对待艺术的态度就不真实。现实主义本来就具有直面现实与追求理想两个维度，蔡亮将自己对革命历史和美好事物的追忆，转化为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画面，激发了我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和追求幸福的冲动。

　　值得注意的是，蔡亮在其晚期作品中展开了对于民族历史的反省。《皇后新装》（1989）、《完成的与未完成的》（1992）等作品，在不无冷幽默的对清宫历史的表现中，表达了蔡亮晚年对民族历史与民族性进行深刻反思的自觉意识。在《巴黎艺人组画》（1986）和《丹青生涯》（1987）、《拓片》（1990）、《盲人音乐家韩起祥》（1992）等有关中国民间艺术家的描绘中，蔡亮也对自己的艺术生涯给予了反思，他的作品既表现了这些艺术家身处贫困而不改其对于艺术的坚定信念，其实也具有某种自画像的意味。正是这种对生活艰难但创造幸福的艺术生涯的追忆和对未来世界的坚定信念，树立了蔡亮既与历史同在，又超越历史现实的“异在者”形象。所谓“异在”，就是艺术家不仅要与时代和人民同呼吸，共脉搏，而且要能与现实保持距离，进行清醒的分析与观察，以自己的艺术，显现出对未来的美好理想，在对现实的肯定中，呈现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超越现实，鼓舞人们向更加美好的世界前进。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蔡亮选择了艺术，选择了他作为一个人的生存的尊严，这使他饱受磨难的心灵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得以净化和升华，超越沉重的历史与现实，进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