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七八年前，听到过一则传闻，说是一家旅行社办欧洲游，在广告里夸口说，他们的导游本领很大，能够在17分钟内带领团队游览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为游客节省下许多宝贵的时间云云。我当时正在准备第一次赴欧行程，看了不少有关卢浮宫的介绍，约略知道这座博物馆的庞大与辉煌，对于上述说法觉得不可思议，只当成一句笑谈。

　　几个月后到了巴黎，第二天就直奔卢浮宫，虽然对其建筑之伟、收藏之丰已有心理准备，但当艺术宝库的大门轰然洞开之际，仍不免有一时的迷茫，感到玻璃金字塔下通往Denon、Sully、Richelieu三翼的电梯牵扯着文明与艺术的千头万绪，难以决断从何入手。当时忽觉耳侧渐起嘈杂，几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队正在以相当的体量和很快的速度行进。我几乎是被人流裹挟着进了Sully翼。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好些参观者大多视身边众多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珍品如无物，一个劲儿地往前奔，似乎有什么紧急任务在等着，若有人稍微迟疑停留，导游便会上前催促。我跟在后面企图探个究竟。很快人流涌到希腊馆的最深处，12厅里高高立着断臂的维纳斯，导游扯着嗓子宣布：这就是著名的卢浮三宝之一，大家抓紧拍照留念，限时3分钟。原来如此。于是一阵喧闹与骚动过后，队伍继续前行。

　　这几拨中国团的下一个目标是不远处的萨摩屈拉克的胜利女神，这座雕像虽已残损了头部，但挺拔的身躯、舒展的双翼，仍令观者为其昂扬的力量动容。同为希腊化时代的雕刻名品，这位女神的待遇显然不及米罗的维纳斯。我们精干的女导游眼睛都不眨一下，小蓝旗一指，“第二宝”，又一挥，“继续跟我前进”，队伍便拐了个弯，转到Denon翼的意大利绘画馆里去了。在这里，波提切利、拉斐尔一晃而过，卡拉瓦乔、贝利尼更是不在话下，队伍直指大画廊（Grande Galerie）尽头13厅专为蒙娜丽莎辟出的区域（这幅名作现已回到当时正在装修的6号厅）。不出所料，此处人头攒动，“乔贡多夫人”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只有耐心等待，才能逐渐“递进”至距离画作数米远的护栏外。可怜中国团的游客们踮脚跳高，都没有办法看清那500年前的神秘笑容，耳边却已响起导游的声音：“随着卢浮宫三宝逐一展现在各位面前，我们的博物馆之旅也将告一段落，请团友迅速前往停车场，我们的车号是×××××，下一站老佛爷百货公司……”看来17分钟之说并非杜撰。

　　这是2004年夏天的事。我当时参加中国美院的艺术城项目，欧游3月，从巴黎转赴柏林、维也纳、罗马、马德里…… 到访艺术博物馆50余座，回国后开设了选修课，对博物馆的兴趣越来越浓。4年后的2008年，应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讨会之邀，得以二访德意志，去了慕尼黑、德累斯顿、科隆等地，行程紧凑，主要的艺术博物馆却未尝遗漏。2010年，我获选哈佛-燕京学社艺术史专项学者赴美，除在图书馆里埋首数月完成近5万字专业论文外，遍览全美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也成了此行计划中的任务，一年后回国时，我的“博物馆手册”上又增添了40多个名字。距离我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天踏上卢浮宫的殿堂，8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期间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发展很快，到欧美旅游对于老百姓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我愈加感到把我3次出国考察艺术博物馆所得到的讯息、见闻和感受行诸文字，在有共同兴趣的人看来，或者是一份略有价值的参考。

　　所谓“旅游”，是需要文化背景的，不要说是到国外，就是置身于熟悉的环境中，是否具备此种背景，感受亦大不一样。前段时间，我连续在老“北图”古籍部看书，时至下午，疲惫地走出文津街上那座古色古香的“大殿”，便望见北海白塔和绿树红墙，“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湖面上悠然的小船，使人回到童年时光。往东不远，故宫角楼跃然而出，余晖之下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再向前就是沙滩红楼，年已97岁高龄的祖父曾在这里亲历“一二·九”运动，隔街相望的中国美术馆则是家父工作了许多年的地方。对过胡同里，悦宾饭店还保留了我小时候的滋味，就着北冰洋汽水吃过鱼香肉丝，拐到王府井大街口上，往首都剧场“扑”一张“人艺”演出的退票，静静等待开戏的钟声，一天的乏累算是全没了。这份儿享受，来自于各种文化背景的“合力”，民族的、历史的、家庭的、个人的。我总想，如果缺少了在历史遗迹、名人故居，特别是博物馆里的徜徉，我们或许会对所到的陌生国度全无了解，匆匆买得一些名牌奢侈品，回国后对比价格窃喜不已，这样的“旅游”除了开辟出“采购员”的第二职业，意义从何谈起？进一步说，即使去了博物馆，却因缺乏相关知识准备而走马观花、草草收场，所得依然可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而言，借鉴国际先行者的经验同样显得重要而急迫。重收藏，轻展览；有陈列，无策划，一直是中国许多博物馆的遗憾。过去一段时间这种情形正悄然改观。10年前我和一位专门研究青铜器的师兄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见到了著名的“后母戊鼎”，这件青铜艺术的代表作被置于一个脏兮兮的玻璃柜子里，没有任何照明，上面的纹饰根本看不见。师兄多嘴向边上穿蓝大褂的工作人员提建议，那位大姐不屑地瞥一眼，“文物需要保护，懂吗？”后来去过欧洲，我才了解到，在专业博物馆里，每一件展示品都应特别设计照明，既保证不损害文物，又最大限度地体现展示效果。这种灯光设计，有专门的一行，是博物馆起码的要求。今天，“历博”更名“国博”，改扩建后堂皇又未失简约，大姐换成了训练有素的小姑娘，空间、陈列、照明等也渐次达到国际高标。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博物馆的展览观念已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了。现时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固然不同于多年前强调阶级对立的路数，但大量艺术珍品仍然被当作图解政治、经济、社会的“证据”，自身价值与魅力未能完全释放。近百年前，蔡元培先生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艺术品本身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载体。国外有一个说法，过去人们看重“城门”和“教堂”，因为那是一个国家形象和实力的象征；在当代，“飞机场”取代了“城门”，而“博物馆”取代了“教堂”。欧美诸国重视发展艺术博物馆，恰因为艺术品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积淀与创新、独立与包容，亦即所谓“软实力”，让艺术品自身说话，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

　　8年前，我的导师、艺术史家范景中教授要求我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到国外的博物馆去开阔视野和胸襟，回来后我深切体会了“一切美术史家都是旅行家”的意涵。范白丁博士2011年春天在西欧作了和我路线相同的“博物馆之旅”，感谢他将作为西方美术史专家的纪游心得和大量高清照片与我分享。也要感谢即将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和我同行的诸位《美术报》读者，让我们检点行装、准备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