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以为，传说神话中的“三皇五帝”——黄帝、女娲、神农、共工等，以至这些“帝王”们的劲敌“蚩尤”之辈，及他们所统领的有突出创造力的原始部落集团，是因其造物、管理的智慧，而得到先民们的群体尊奉。

　　以“大禹治水”为例。大禹父亲鲧的失败，及其大禹本人的成功，反映出在与“自然-水流”争夺“生存权”的时空逻辑关系中，“管理思想”上多次执行过的“行不通”与“行得通”的尝试。继而发展至汉代画像石等的宗教神秘主义再现中，大禹与更具象的手持工具一齐，成就了中国先民社会治理的融入骨髓的经典“造物-管理”范式。

　　而“神话”演变为信史的必然，恰又在于某类“工具”最终将得到新的具象推崇之上。比如部落大战中黄帝斗败蚩尤的“指南车”，这构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从此存在的最重要标志。意即，先民们的努力不单单挑战了自然通过“蚩尤”之手创造出的种种混乱——沙尘滚滚、迷雾漫天，而且借助“指南车”这一在神话中“可知可感”的设计“圣物”，黄帝、炎帝联盟在大部队的协同和战斗力的提高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能够打破拉锯僵局的质的进步。特别是那种借助造物而调节、运动的逻辑与实践，便是彼时最成功的“管理”。

　　另外，伏羲、女娲部族在传说时代所创造的伟绩，同样到了战国、两汉间，也被具体化为人体上的雌雄性别分类，和工具上的曲尺与剪刀等等配合的表现。当然，更夸张的情况是将两者与自然生死、宇宙星辰结合起来，塑造出一种天地、人群、动物之共同先祖的叙事框架。不过，除了上述我们谈到的造物理性外，在管理学层面，对于差异性质料的区分，特别是对于天地方位的辨析，男女能力的判断，以至延伸向一些抽象区隔概念，如距离远近、加减乘除、历日更替的估测和掌握，甚至是耕种的推广、疾病的治疗、愉悦感的产生等等，这些最终才是真正开启人的管理意识的钥匙。唯其如此，人群自身，及负责管理者，才能制定计划、参与组织、展开领导，并实现控制、获得反馈、逐步纠偏。

　　自原始进入奴隶制，人之种群增殖，活动区域扩大，物料采集、再加工手段发展，生产、生活水平提升，均使原始分类、运作与管理学面临新的严峻挑战。遗憾的是，由于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后者与奴隶制早期所存在的考古学断层，我们无法窥知中华民族是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而进入繁荣的奴隶制盛期——青铜文明阶段。不过，由夏、商、周“三代”基于青铜的物质文化的发达可以想见，“造物”上的成功折射出的是管理形态上的胜利。

　　再以青铜制造为证。相对大型的矿业生产，结合规模不小的烧铸成型、装饰美化工序与工艺，这都代表着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更偏向于“传统”、“自然”的陶器，特别是以彩陶、黑陶为中心的技术经验，和人与外在、人群之间的原始造物管理模式，已顺利地向奴隶制时期更复杂的金属产品的规管模式呈递、演进。

　　而通过已知的甲骨、金文材料，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大量巫觋祝祷、鬼神崇拜活动，更关键的是，在人群聚落中已出现了同一种族属内外的制度化分工。这既是高度组织化行为的一种体现，表明了奴隶统治集团“治世”手段的精进，同时也反衬出在目标、项目管理上，继而在组织战略上的极端，甚至是严酷、残暴的执行力。而从另外的侧面观察占卜等活动，或许还将发现，龟甲、牛骨这些“道具”在实际运用中，已成为一种计划制定时的决策辅助工具，这与现代使用产业数据库、统计表格、矩阵图等等作为运筹抓手，有着非常雷同甚至相当的实践功能。

　　不得不承认，这类管理问题的解决及其影响，充分说明到了商、周，社会应已进入了某种可以熟练运用相应的，甚至是“流行”的“管理工具”的阶段：面对变动着的宇宙自然和人生际遇，从原始阶段开始，先民们想必已着手积极寻找稳定的答案；在如此的进程中，一套套可能的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式被提炼出来，试错与修正在交替往还中展开，最后，占卜与卜辞作为核心手段得到确立。

　　有鉴于此，我们不应简单地将之理解为愚昧和无知。退一万步讲，从传承的角度看，正是这些现代所谓“决非科学”的办法，明确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并影响及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