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真我而后有真艺术
论当代展览书法之“真”的失落
(上接8月18日美术报 第19版)
书法要达到这种素白无华、素朴平实、纯真天然的艺术至美,必须具备精诚的态度,尊重书法的基本规律,理解书写工具自身的特点,顺应其特点而动,注重已有基础的应用,是怎么学习的,就怎么表达,是怎样的情绪,就是怎样的节奏,不造作、不矫饰,用笔技巧运用得高超、熟练。董其昌强调“书道只在巧妙二字”,书法艺术若要入化境,笔法、字法、章法均需稳健掌握后,进行巧妙地运用。但是这巧,并非花哨的炫技,必须与书家本性淳朴至真的性情相连通,并达到寓巧于拙:“熟则巧生,又须拙多于巧,而后真巧生焉。”惟其如此,方可得巧拙相生的“真巧”,方可入庄子“坐忘”、“心斋”,荆浩“忘笔墨而有真景”之境,如王僧虔所谓“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笔相忘”,进入一种忘去心智、人书无间、即人即书,终至人书合一、性情直接流淌与注入的最高创造境界,在书法艺术的创造中一任情绪自由袒呈,飘逸出高度自在的写意性精神。
4.真的终极信仰与超越
艺术自有其真、善、美的内涵,不论是与人们生活很近的具象艺术,还是经由现代艺术发展至当代艺术时代的观念艺术形式,都执着地追求着。
遵照自然界万物的规律,循科学之真的法则——包括艺术自身的法则(如节奏、变形、夸张),将艺术客体与人的情性、境界结合,表达真情实感,这便是艺术之真;不违背艺术“真”的规律进行艺术创作,即为艺术之善;将此“善”进行表达,便可创造艺术之美。
在书法领域,对书写规律、情感表达的规则进行理性的审美判断与把握,朝着人生的高境界进行修为、锤炼,最终实现人书一体的书法之“真”。书法审美不同于其他艺术:书法总是在追寻着雅、善,不同于其他具象艺术如戏曲、雕塑、绘画,对坏人、小人的惟妙惟肖刻画亦是艺术的高境界,对丑的描绘激发人的反感亦是成功。高度的抽象性决定书法艺术无法模拟具体的形象,形成了一定的局限。也正是这“戴着脚镣跳舞”的局限,成就了书法的真与美。如书法无法模拟“怒”、“愤”的形象,却能展现愤懑的情感,这情感又成为书法审美中点画内蕴最重要的内容。因此,真对于书法艺术尤其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书法自身的至美。
书法家审美体验的真实、真切程度,直接影响到书法的全过程(书写、成品、欣赏)之真的程度,因为书家、观众两者在审美体验中达到某种共鸣——关乎艺术生命之真的契合。书写在这一刻成为极为严肃和重要的事情。西方诗人里尔克说:“创作的前提之一,就是坦白地问自己,如果不让你写作,会不会痛不欲生。特别是首先要在更深夜静、万象俱寂的时候扪心自问:我非要写吗?要从你自己身上挖出一个深刻的答复来。”古人讲求为文“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时方可动笔,抒发真情、真意,成真思、真境。艺术家如要获得艺术生命的真实,对作品之真必须作出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审美情感体验必须诚自肺腑,性情真率犹如水晶,容不得一尘污染,绝不可稍加扭曲掩饰、作伪掺假。
要达到如此之真,书法家一定要探究得细,体验得深,爱得真,味得切,表达得真挚、畅达,方可“一情独往,万象俱开”(明谭元春语),淋漓地、饱满地抒发艺术之真。
孙过庭书谱所言“五乖五合”, 时和气润的舒适氛围、纸墨相发的趁手工具,为艺术创作产生条件;神怡务闲的真轻松、真心态,感惠徇知的真感情、真胸怀,偶然欲书的真性情、真灵感,才是书法家产生佳作的主观要素——主体创作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主体体验的真,才能最终创作出真情真意的书法艺术精品。
真的书法艺术,是由真的生命进入笔墨,既保存了生生不息、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鲜活性、丰盈性,又通过书法艺术的锤炼、提纯,实现了超越和净化,在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过程中,接通了人类共同的审美、情感、信仰与理想,让个体生命与笔墨点画在接触中感觉如此亲切、贴合,似乎就是心灵某一部分的流淌与交流,在这一刻,观赏者就通过书法作品和作品后的真切情性,通过另一个“人”的真诚表达,感受了生命的本真、情感的真挚、人生的真谛甚至世界的本质。书法艺术的真与美的终极价值,在这一刻得以超越。
结 语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观当代展览书法,古人告诫回响耳畔。
自成一家,就是个人真性情的表达,而这份真性情内蕴含了整个中国书法对健康、高尚、雅净、醇厚人格的融会、涵泳和熔铸:
能作《龙门造像》矣,然后学《李仲璇》以活其气;旁及《始兴王碑》、《温泉颂》以成其形;进为《皇甫驎》、《李超》、《司马元兴》、《张黑女》以博其趣;《六十人造像》、《杨翚》以隽其体,书骎骎乎有所入矣。于是专学《张猛龙》、《贾思伯》以致其精,得其绵密奇变之意……然后纵之以《猛龙碑阴》、《曹子建》以肆其力;竦之《吊比干文》以肃其骨;疏之《石门铭》、《郑文公》以逸其神;润之《梁石阙》、《瘗鹤铭》、《敬显儁》以丰其肉;沉之《朱君山》、《龙藏寺》、《吕望碑》以华其血;古之《嵩高》、《鞠彦云》以致其朴;杂学诸造像以尽其态,然后举之《枳阳府君》、《爨龙颜》、《灵庙阴》、《晖福寺》以造其极。
这就是中国书法锤炼性情之真的方法, 更是中国人在文化中涵养文化人格的过程:要求书法学习者不能片面追求“新”、“奇”、“异”的“个性”,而应该从筋骨血肉、精神气力全方位入手,炼人炼意,达到最终的完善、圆满。康有为还立下了“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广艺舟双楫》)的择选法帖的要求,这更是对书法作品、书家的要求:“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完善、完美的人格、性情追求,必然是这样平衡、健康、圆融,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熔炼出的真性情,融入到书法作品中,方能做到真正的不随人作计,自成一家。这样性情的书法家,必定不会将技巧与情感、性情进行割裂,绝不会是单纯的形式崇拜者和技法机器。中国书法之“真”所承载的“人”的精神理想,为今天单一的形式至上提供了一条发展之路。那就让我们重新认识古典文化涵泳下的书法艺术之“真”,把展览时代的书法从技术救赎论中解脱出来,重新审视书法历史上曾经具有的超越时空的文化、人生深度,发扬书法艺术之“真”更为深远、恢宏的意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