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方近些年的书法作品中，很容易看到一种传承。

　　一般人说李方，言必谈其父。其父李般木乃是新疆老一代书法大家，曾任新疆书法家协会主席，书有大气象，更兼诗词歌赋。李方不足10岁就开始在父亲慈爱而严厉的目光下，调墨临帖，铺纸挥毫，他的童子功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而这些也是他日后得以临风扶摇最绵密也最坚挺的几茎丰羽；当然，自幼家学的浇灌与文化的熏染，使他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感，这是他的大幸，也是他比其他书家更显得宽泛从容的原因，很多东西靠后天的努力是可以弥补和达到的，唯独来自血脉中深层的文化因子是不能仿造的，就像欧洲人说的，造就一个贵族，至少要三代以上，这里不仅强调的是时间对改造万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更是在强调血统的传承以及对一些杂质的清肃与甄别。重要的是，李方的大幸不是从小就得到了什么书法的真传或书写的技法，而是他拥有了一种文化的背景，建立起了属于李氏家族的艺术自信心。其实，艺术家成就高下最后的比拼，除了才气、勤奋、运道之外，最重要的可能就要看个人的修为了，而个人的修为不仅是个人的造化，还要有来自源头的潜移默化的力量。

　　李方写字，入手颇高，从唐楷契入，唐楷的典型风格是颜真卿和柳公权（颜、柳虽并称，可是书法风格上颜近小王，柳近大王），作为必然的一脉相承，少时临二王，如：《圣教序》、《兰亭序》并《二十九日帖》、《鸭头丸帖》等诸多名帖，稍长又沉迷于米芾、吴琚之大量名作，每一个学书者，几乎都是从临帖开始的，这大概是不二之法门，还没听说过哪个天才不踩着前人的足迹，就能攀越奇山险峰抵达书法之圣境。

　　临帖似乎是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长期的摹写，会让学书者在不知不觉中对摹写的对象产生换位，书家的那些隐藏在点、横、撇、捺中的思想情感，只有通过不断地反复、不断地揣摩，方能一点一滴、细致入微地挖掘出。李方深谙此道，力求使自己每一字出古人而不是古人，做到形似古人不难，难在神似。姜白石在《续书谱》里曾有：“古人遗墨，得其一点一画皆昭然绝异者，以其用笔精妙之故也。”从古帖中超脱出来，抱着审视的态度，用现代的眼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当下的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书写中，留有古意而凸显现代的书作，才是李方孜孜以求的。不少评论家在评断书家作品时，总是试图找出每一点画的出处，以此作为一种参照，来描述这位书家的艺术轨迹。我们很看中“师承”，但容易和“模仿”、“死学”这些意思联系起来，产生歧义在所难免，但师承不等于死学，大师们的创造理应有人继承，“师承”是在前人的指渡下走自己的路，因此，英雄何必问出处，只要他是真英雄，他有足够的英雄气，便足矣。

　　我向来认为，一个人的生活阅历，所处的时代和生存环境，来自人文或地理的一切外因，都会渗透在创作中，其作品必定会弥散出属于那个时代和区域的独特芒焰。多数人看李方的书作，都以“笔法端庄流丽，章法无拘无滞，运笔自然流畅，风格温润宽和”来盛赞他。在我看来，这只说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新疆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他，这片土地上的大山大水，肯定撑满了他的胸间，放眼无垠的大漠戈壁，一种豪迈会自胆边油然而生，那种生动而饱满的字形结体运动，那些字体线条的韵律与趋势，构成了他书作中的格局，也就是“书势”，这些都与眼前的峥嵘万物相对应，它是一种真实而可靠的提供，完全没有强装或作秀的成分，书中的大气象是自然而然呈现出的，犹如地平线的远端，一脉钢蓝色的天山不动声色地肩负起重压的天空，那种坚韧与沉默的力量，用不着去宣讲，只要你的目光与之相逢，就会被深深地震撼。

　　李方以行书见长，行书在所有书体中是最常写、最常用的一种，也是最见功力、最见性格、最不能藏拙的一种，它有极强的实用性，也有极强的审美性。李方极讲究用笔，也就是讲究对笔的控制，以及运用笔锋的变化，文学上有种说法：写得好就是控制得好，这可能也适合书法。他对包世臣提出的用笔的“中实说”颇有心得，认为，用笔的方法，起笔、落笔两端固然重要，但有迹可循，而古人好字之雄厚恣肆，其原因不仅在起落两端，而且在于画之中截。好字要其中实，而不能中怯。

　　观李方书作，不难发现其既讲究用笔，更注重谋篇布局，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把书写比做布阵。只有对书法艺术了然于心者才能有如此精准的比喻，她的学生，一代书法大师王羲之在其师的《笔阵图》后曾题了几句话，也是书家广为熟知的：“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未欲书，先干研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少时曾大量临二王作品的李方，自然对此深谙不已，也从中大获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