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在城中的迁居，等于某个地方的重新命名。我想，这座城市不止3个地方叫作兴坞居了，生活痕迹流动不定，却在市城之中留下值得回忆的线索，是件很有意味的事情。上世纪之末的一段日子里，我曾在松木场附近的兴坞居度过半个月。现在看来，那是一段值得庆幸的时光，不见千条路，一个惊慌人，每个黄昏当我穿过世贸中心附近街面的滚滚红尘，走向兴坞居的时候，我就想到门板上宣帆的小像，我知道那里依然藏香缭绕，散发着安抚人心的清芳，王犁在准备晚饭，我尚能把朋友的家作为一个港湾，安置流浪心情，准备一个新夜的虚梦。

　　王犁对居室的打理堪称精细，洁净无尘，橱柜书架摆放齐整，巨大的画案上的文房摆放有致，犹如一队队兵士面对他们随和中带着严威的将军，这来自于他对居室中的一切那自然随手的管理习惯。在生活中，无论在私人空间还是与人交往，王犁是不可复制、难以学习的清澈样板。

　　因为王犁那种世人皆能为友的真诚与和善，兴坞居人来人往煞是热闹，他与各路人马都能倾心交流，与杭城众诸侯泡茶论艺，隔三差四也有远方的朋友来此中转。我在兴坞居认识了许多后来对我多有助益的朋友。但那时候，我还不太能融入“犁牌沙龙”的气氛，只是发觉了一点，“在浙江艺术学校旁边那间白天也要开灯的房子里，王犁的椅子远远不够”。

　　这个杭城著名的“穿针引线者”，是智慧和有趣的代名词。在交往中很自然地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隔着50米，能听到他泄洪般的笑声，仿佛新安江大坝被人一脚踩垮。同时，王犁是个引人倾诉的倾听者，他那种把自然与动情糅为一体的样子，让人觉得，在他的脸上，上天赐予了过多的诚恳。我想，这也是他之所以朋友遍天下的原因。如果朋友是一个职业，他是一个为数极罕的天才。因此，王犁经常能在他自己不知道的时间地点，在另外两个朋友之间，得到“问候”，我的朋友会面，总会彼此问询：“你最近见过王犁么？”

　　众所周知，王犁是个好读之人。“在阅读中成长”，很说明他的日常化的阅读状态。兴坞居触目都是书和画册，长期逛书店买书的习惯，使他对杭城各家书店的特点、发展和移址情况，哪家各科齐备，哪家脸面亲和，都了如指掌，还有文感叹。他经常请人“荐书”，然后呼啸着出门寻觅。一本《荷尔德林诗选》，他如此写道：“阅读中掩饰不住那分肃穆。”在这样一个非诗时代，谁能想到，肃穆，在一双画画的手上，竟还捧有肃穆的阅读。王犁对书闻名即动的态度，在旧书摊反复淘购的精神，以及对应与书有关的人物的那种“爱憎分明”，因为对《英儿》的偏爱而将《魂断激流岛》购而撕碎的故事，真是个不遮性情的家伙。

　　由于写过一些分行文字，我在王犁的圈子中，是以某种现今已不方便大声提及的身份出现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费解于他对诗歌和小说的兴趣，拿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现当代文学情境中找乐”。当我读到王犁笔下的文字，却理解了阅读之于他的意义，完全不是“找乐”，也不止于“在阅读中成长”那么简单的6字概括。图画和文字，绘事与写作，称为同一个“笔墨”，王犁在两者之间穿行，拥有两种表达流露方式，也就拥有两个憩息家园。

　　相比而言，我更习惯通过朋友的文字进入他的内心，那是一个由叙述语言的张力而撑起的，无需多费观察的空间。最初让我通过这种直接的“倾听”来了解王犁的，是他写于1995年行藏途中的《印证自然·九五西藏之行》，这是画家在自身行迹之上的思量与体味，显示了他对诗性语言的体验和把握。在其中，我读到的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游历，和我们已经听惯了的关于西藏的各种言说，我在文字的引领下步入西藏的戈壁和雪山，同时进入艺术和宗教的纠结，自然和行游其中的心灵的纠结。他写道：“我渴望一种灵魂的皈依，于是我选择了西藏，传说那是一片圣洁的土地。”“在我的内心深处，艺术和宗教是那么地接近，而现实中我只能看到远不可及处神灵的光芒。我得用心灵寻找自己的纯正，努力接近心灵深处的神。”我们知道，对于众多的游者而言，西藏只是一种难得一近的风景的观感，而非经历一次圣地的洗礼；同样，非止于生活，甚至在看似高洁的艺术追求之中，人们常烦忧于数字的计算，而缺少心力的切入。王犁在“印证自然”，同时也在“印证”自己，接近高远，而高远还在高远处，其中，有着神灵远不可及而又心向往之的慨叹。在这里，西藏是凄迷景色和庄严神光二者共在的西藏，孤独心灵在此冥思的西藏，宗教和绘画艺术气息弥漫的西藏，画笔在此有物可记、画心在此有情可感的西藏。

　　王犁创作的藏民题材的作品收获颇丰，1996年《拉萨·拉萨》，1999年《格萨尔》，还有后来陆续出版的藏区速写。我见过其中一些作品在画板上逐日成形的过程，始知绘画远不是闲情逸致，而是扯动心神的艰苦“劳作”。这些作品将对藏区天地的虔诚亲近和仰望，凝结为那里的人之形象，这个写而成像的过程，让人直接可感的，就是笔墨的重量。王犁，这个在石头上栽种雪莲的人，这个在戈壁滩的边缘写下“善良”一词的人，左手诗集右手画笔的人，在与画板上高出头顶的群像对视的那些日夜，希求的是什么呢？他说：

　　我崇尚纯正和直接。

　　很难，不可能进入，只有努力接近。

　　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以后，王犁最初参加的重要展览，应是“多向选择”人物画展。多向选择，似乎既意味着个人作品在集体阵容中的独特亮相，也意味着每个画家在生活和创作中发生的自主的变化。画水墨人物的画家，如今主要还是集中在学院，“多向选择”的参展者大多离开学院不久，是进入社会之后的初次聚会。这样的聚会展现的是新锐力量的活力，多人的亮相，也完全呈现了展名所寓含的各有特性的创作姿态，主题的定位选择，技法的陈示，都向观众散发了这群年轻人各自为营的“多向”的绘画激情。

　　近10年间，王犁的生活轨迹也在实现着多向的选择，从河南大学到浙江艺术学校，再到中国美术学院，他完成了向母校大门的回归。这条成功的回返之路上，不用说，有多少风雨尘土与艰辛努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画家，完成的是从激情迷茫向冷静安定的不懈趋近，现今的校园已非当年，虽然南山路东侧，还留着青春的印记，在青砖黛瓦之间，能触及到的，只是一个学子的记忆，这份记忆在象山校园的某张讲台上得以向如当年的自己一样的年轻面孔们讲述。在这近10年当中，从《拉萨·拉萨》、《苦庙》，而《快乐天空》，再到《女人》，他的创作，从高远的藏区回到了此身所在的江南，从6米巨制的粗犷撼人，回到了小幅水墨的淡然怡心，从行游远途的激情四溢，回到了湖畔弄墨的生活图景，从雪山戈壁的心神飞扬，回到了窗前井巷的城中静察，在最近的时间刻度上，他接近并准确捉住了生活中倏然飘忽的柔性的温情。

　　几年前，王犁的兴坞居南渡过江，在彩虹城中，他终于有了放置巨大画案和几十个纸盒才能装完的书籍画册的空间，遗憾的是，这样一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大大减少。前年我和西安作家李廷华到访过一次，李老师是个“书人”，也不敌兴坞居书架的吸引，大半时间未曾落座，王犁在书架前随着李老师缓慢游移，如数家珍。我每次打电话给王犁，他或者说：“课多，要看好学生，这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有时间属于自己了，把自己关起来，读些书，画些画。”这就是王犁的生活内容，万事纷扰，他心中自有严肃执行的前后序列。王犁的“南渡”，非宋土后半页的安图宁逸，而是一处展开另一创作阶段的新的领地，或开卷独研，或俯读画案，高原之风曾经吹拂过的心镜，在钱江之南得以湿润，并经擦拭，这个阶段的王犁更为沉着清凉，于是有了《呓语江南》。

　　人生之路最为可贵的，莫过于顺乎心意，夙愿贴合生活。王犁成功地将对自己孩童涂鸦的“崇拜”，坚持而为一条延而不断的前行线索，从一开始，书写的就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与生命进程合一的，完整的笔墨进程。他总是说“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在此，一直在此，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艺术最为可贵的，当为现实品格。这个年代的画家，在钢筋水泥铝合金和各种装修材料筑成的商品房中，如果还在重复千年转手的老一笔丘壑深泉、花开虫鸣，乐于宣纸和纸币的比例计算和兑换，我觉得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特别是中国人物画，当报纸的版面上充满复制粘贴的钟馗仕女，当一些玄乎其玄的臆造图案跃上墙面，我有着这样简单的偏执：忠于自己的视觉向往，我只愿意走向直面当下的作品，只有在这样的纸面上，才能见到命运与时代的共同呼吸，身体与其周遭的真切对话，心目与其所见的诚实感应。“安静地画点自己真正想画的画，会更加接近现在的现实，会更切合实际”，这句话的简单朴实令人动容，这朴实是画家王犁面对自己的独白。由此，我喜欢，靠近，感到难以言说的亲切。中国人物画是关于“人”的，此“人”必有纸上的血肉，必为“活的真人”。王犁创作的两个大的方面，凝重造像和鲜活生活，前者我愿意称赞，后者我乐于接受。

　　王犁无边无际，我时而觉得他常在左右。在我看来，王犁的生活状态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可羡的样板，简洁执着，爽朗达观，用一颗温热的心对待人事，文字用于美妙的游历与穿行，而绘画是他日日深入耕耘的艺术田地。很高兴有这样一段时间，让我同时面对文字与朋友，这次长达十数天的，我对心中的王犁的凝视，让我明白，我的表达到达不了我想表达的地方。不知不觉，我也进入了“很难，不可能进入，只有努力接近”的情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