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当代艺术的发展中，“贵阳双年展”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在2003年举办完第二届之时，主办方开始着手思考“贵阳双年展”的突破与国际性问题，这种思考在第三届“贵阳双年展”时有了体现：西南成都、重庆、昆明、贵阳4城市的聚集，与第二届“贵阳双年展”的思考所不同的是，这一届双年展更加关注“区域性”与“本土化”，而这一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恰恰是“国际化”——一种基于开放艺术史语境下的个案表达。完善贵州的艺术史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出发点，而采取艺术发展史的概念并非热衷于宏大叙事，而是藉此来修补与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史。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地域话语权现象，当然艺术并非个例，地域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习性等方面均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但在量化标准仍不够明确的21世纪初，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研究应该首先做到的是“放”而非“收”——由于信息的不对等，作为当代艺术中心的北京已经被充分地研究、展示，历史年轮清晰。而在这一地域中心之外，似乎还有许多艺术史案例有待挖掘。自1979年中国当代艺术启程到今天已有33年，历史的证据如未及时收集而造成缺损、遗失，将是完全无法挽回的遗憾。

　　蓝庆伟和王娅蕾，两位年轻的艺术史研究者正是怀着这种心态展开了对贵阳当代艺术史的撰写工作，由于此书从构思到收集资料再到撰写完成仅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相比贵阳当代艺术30几年的发展实在太短，也许有许多资料尚未发掘到位。但我们相信一件事一旦展开，将自动无限延伸——正如我们所做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罗强烈、管郁达、王林等先行者的足迹之上——这也是促使我们开始这段研究的原本目的。同样的，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后来者投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续写，以至于推翻我们今天的观念。但不管怎样，已经发生的史实作为历史的证据，不会再改变。同时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区域性艺术史梳理的诞生。

　　在本书的第一章节中，笔者对贵州的特殊地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缘文化进行了分析，同时这也构成了诸多批评家所提到的贵阳当代艺术地域性的原因；以“贵阳五青年”为开端的贵阳当代艺术，带来了本土化木刻艺术向当代艺术的转型，而此时的贵阳美协在诸多贵阳艺术家“进京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这样的语境下，贵阳的艺术度过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正如中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艺术走向市场的20世纪90年代，批评、商业逐步介入到贵阳的当代艺术，这个阶段同时也是观念、影像和行为艺术的发展阶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贵阳有了自己的“双年展”——贵阳油画双年展（2007年改为“贵阳双年展”），这并不是艺术发展的表征，断断续续的“贵阳双年展”（目前举办三届，分别为2001年、2003年、2007年）反映着新的问题：如何坚持持续性、如何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怎样给本土艺术带来新鲜空气等。在最后一节中，我们将“城市零件”艺术区作为书写的个案，这并非代表贵阳的当代艺术面貌仅此一处，而在于一种当代艺术现状个案的呈现，除了“城市零件”之外，贵阳还有“六栋”这一艺术家聚居区，正是他们的存在构成了贵阳当代艺术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