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对杜觉民的水墨画，读者会领悟到：画家一定有着复杂的经历和深邃的思想。他的题材既有古典文人画的禽鱼杂画和栖隐的文人，也有回忆中的乡村生活和田园牧歌，有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也有底层的广大民众，但更多的则是无名氏的大头像，这些题材并不是他首先使用的，但他画出了别样的气度。禽鱼杂画的笔墨和立意显然来自八大山人，也是在墨戏中挥洒才情，嘻笑怒骂，然而变形愈加厉害，孤愤感更强。文人形象或枯坐或兀立，或鼓琴或独钓，固然可以看成画家自况，但更突出一种苦涩的孤傲，空白的背景已经不是艺术处理的留白，而是与个人隔绝甚至对立的整个世界，即使在平和静坐中，脸上也只是一缕无奈的笑容。乡村生活如露天电影，三伏天祖孙午睡等，充溢着童年的柔和温馨，但对于早年在乡村生活中经历了长期苦难的画家，这一切只是对美好记忆的片断采摭而已。历史画多少是画家自己英雄情结的表述，而大头像则表达了抽象的“人”的概念，一张张表情各异的人脸，在画面上顶天立地，散发出摄人心魄的力量。

　　画家出生在北国哈尔滨。他出生那年，正赶上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知识分子父亲不幸成为一名“右派”。也许在记事以前，他还不能体察大人的愁苦，但在1960－1962年那场大饥荒中，他一定过早地记得了政治压力和饥饿相伴而至的滋味。到1962年，作为政治和饥饿相伴施压的最后结果，全家由城市被遣送原籍萧山农村，他不得不面对生活境遇的巨大改变。他7岁在村里读小学，上到四年级就辍学当了生产队的放牛娃，那年他才10岁。不用上学，天天在林间山上放牧，这种生活也许更符合小男孩的天性，但问题是放牛娃一天的劳动成果不到两角钱（一天挣2.5个工分，年终结算每个工分7分钱），一月不过5元左右。到16岁时他已是整劳力了，各种农活无所不能，一天可挣12个工分。他后来虽然也画过牧童，但并没有迷恋上山水花鸟画，而是用一双火眼金睛看人世，可想而知当年农村的田园牧歌只是表象，而劳累、饥饿和政治歧视才是生活的常态，并成为日后奋进的动力。

　　萧山位于钱塘江以南，与省城杭州只是一江之隔，今天已经变成了杭州市萧山区，历史上却属于浙东的绍兴府，文脉与杭州颇为不同。绍兴民气强悍，又以科第著称，不但出文人学者，更出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杜觉民画中豪放自由的笔墨显然接续了乡贤徐渭的精神，而深沉得近乎痛苦的思考和民胞物予的情怀则可以远溯到黄宗羲。他不断求学的经历也令人想起绍兴人看重读书进学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激烈竞争中考上浙江丝绸工学院，后来又克服重重困难，在39岁时拿下广州美院中国画硕士学位，51岁时拿到中央美院博士学位。求学不仅意味着获取文凭，更意味着大量阅读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在这一点上，杜觉民所做到的比许多人文学者还要多。

　　也许正是早年的曲折与磨难，使杜觉民人到中年仍然保留着“愤青”心态。1999年（己卯）春节后不久，他在自己的生日画了一幅题材不甚祥和的《风萧萧兮易水寒》，画上的荆轲仗剑背面而立，扭身露出大半侧脸，表情悲愤而壮烈，可以视作画家自况，高渐离坐地击筑，两人就如一立一坐两尊石像。

　　2006年（丙戌），已到知天命之年的画家正忙于博士毕业创作和论文，日日与徐渭神交，用水墨大写意画了一幅《徐文长造像》。徐渭一生可圈可点、可记可画之事甚多，画家偏偏选择了他在狱著书的场景，为了突出人物的痛苦与落魄，还特意把木枷与铁链画在前景突出位置。历史上的徐渭身陷囹圄期间得到过朋友与官府的许多关照，这个场景反映的其实是画家自己彼时彼地的困境感：近则是毕业创作与论文的压力，远则是站在人生中间点上，那种四顾空茫的虚无感和无力感。然而这个阶段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对立变成面对，质疑变成解说与消解。正如画上几块涨墨之间的留白形成了高高的小窗泄漏的天光。眼前没有门，顶上却有窗，人生境界之高远，不是因为盯着自己脚下的影子。画家把对自己苦难的咀嚼，化成了对普通民众乃至底层贫民更为宽厚而强烈的人文关怀。

　　许多有良知的画家都把关注的目光和饱含同情的画笔指向底层民众，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大量地画进城务工的苦力和街头的贩夫走卒。大量的作品都是写生稿，可以想象身背画夹的画家无数次混迹于市井和工棚。他们并不仅仅用脸上的皱褶和破旧的衣衫为画家提供线条与形式的种种可能，他熟悉他们的生存状况，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情他们的艰难困苦。他们在有些人的眼中卑贱如蝼蚁，但在他眼中并不是凡夫俗子，而是赞美甚至崇敬的对象。因了纸上涨墨的效果，街头拉二胡的瞎子，有如一尊光芒四射的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