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不同时段和区域，或因教、学需要，或是走访、参观等机缘，接触过几位直接从事古建筑修复、新造的泥瓦匠人、承包商及设计师。近来，经友朋联络，也与杭城的青年古建设计者有过短暂接触——我们简单议及，如何更好地借助图册、簿籍等平面出版活动，将其在南方某省的一处古代楼台的重新修葺、规划进行“包装”。

　　因着家庭正、反面的影响，我颇早便选择了一条不介入商业操作的，孤寂、自持的学术路径。可，正如我也曾谈到的，从更加开放的角度论，经济行为并不应绝然地被抛弃在研究之外。事实上，当前，全球范围内不少成功的保护与开发案例，恰恰得益于两者的并行不悖，且互相充实。只是，我总感到，因遭受殖民侵略而“贫病交加”得太久，使得我们这群“老大中国”的不少“新成员”，一时仍难免对“铜臭味儿”过于“灵敏”了。仅以古建保护为例，“他们”更乐于关注的是，如何变着法儿地从早已“破败”不堪的原址中倒腾出一个个“金元宝”来。我更不否认，自古洎今，那些名闻遐迩的所在，除了王廷、宫苑，多也为市井喧阗之地，可“他们”的操持，无非是带着这样、那样的企图，希冀着重演一幕幕可能的“胜景”罢了。

　　那么，着落于研究上，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又该通过怎样的书写直面如此“鱼龙混杂”的境况？而我的思考起点，先是从旧日的“方志”类文献开始。

　　彼时，各层次文士、匠人的工作，撇开那些为数甚少的“自耕农”式的生计，自要依附于以征伐挣得天下的“达官显贵”的“门墙”。而作为一任盼着流芳百代的“治世贤人”，他们的功绩，也必得靠写作班子的手笔，以及实体化创作者的不懈营造，才能彻底形成具有沉淀价值的“精神载体”——宏大的系“国史”与“歌诗”，细碎的乃“地志”和“土物”。尤其是后者，就科学化的眼光看，更有一种历史人类学及社会学的内涵。

　　那么，对于当前的保护与重建，在全力排除不必要“干扰”的前提下，追述与古物真正构筑者、使用者切肤相关的，尚鲜活地繁衍着的“在地化”的“俗世”之路，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足以令今人的创作更具“体温”的过程。但，这又不是某种猎奇和炫富式的，“妖魔化”了的“人种志”，不是将以自然更新为目标的设计行为，搭建在对遗址地生存者的重复“霸权”与“剥夺”之中。

　　承此，便是要以“建筑”为原点，将视野转向关注那些活泼的诸般真实。其间，肯定包括了细访一切构筑材料的来源与处理办法，以及探寻选址的独特意义，甚至将当地民俗中的种种“超验”性内容，以几种科学、规范的方式进行解说。

　　总之，作为一个被精心挑拣出来的区域，哪怕原初它仅是菜场、仓房，但作为复原者、研究者的工作，不是居高临下地喝令与“褫革”，或顺着所谓当代成功的“意志”恣情“发挥”，却是要珍重并留心筛选，过往与现今、个体与周遭，那复杂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间的，哪怕是所谓“浅薄”的生态链关系。

　　而我所强调的，便是在完成最基础的“考古报告”与“标本分析”后，“重建”与“保护”应能回到一种“生命体”式的，得到高度尊重后的“自洽”的话语系统之内。并，最终通过充沛而有根脉的气力，赋予灵性的人，形式与内容之上的新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