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事物的观照会有不同的方法和视角，研究中国绘画史也是如此。在相对完整的西方艺术史学科体系中，中国绘画史研究也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形成了一个海外中国绘画研究体系，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具有开拓视野的借鉴作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谢伯柯教授对西方中国绘画和书法研究的概论文章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也展示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西方独特的视角。

　　谢柏柯教授的《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是对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西方的中国绘画史研究的一个全面性的概论，几乎涉及了当时中国绘画史的各个方面。他的研究以西方的研究，特别是用英语写作的研究为基石，以古代中国绘画为研究对象，先从中国绘画最基本的研究方式，风格研究入手，再由其中的一般性研究，即“艺术风格与它怎样和社会、文化情境相联系的不同观点”，引出了理论研究，内容研究，相关情境和赞助问题的研究这3个问题。尽管该论的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是当时少有的，该论的目的也像谢柏柯教授所说，“这篇专论最感兴趣的并非研究个别画家、流派或阶段所得出的特殊成果，而是在于近来学术研究的实质性发展，并对这些发展的相互交叉的特性有所强调。”但是因为其着眼点在于一种新的风格分析法，它是脱离中国文化背景的，即所谓“不带中国传统偏见的”重定绘画作品以往的日期和归属的分析法，因此在熟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看来，必然有其局限性。

　　尽管该论有着很多优点，它也有着以下的一些问题点。

　　首先是该论结构的问题。该论第一章是风格研究，由5个小节，即宋以前绘画的考古发现、宋和宋以后绘画的鉴定、笔法鉴赏，个人风格，发展模式，变化幅度和画家性格、以及一般性研究。并且由一般性研究引出了理论研究，内容研究，相关情境和赞助问题的研究这三章。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相对于宋和宋以后绘画的鉴定，作者只提出了宋和宋以前绘画的考古发现，对其鉴定只字未提。并且完全不涉及的理由，作者也没有进行说明。同样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作者在宋以前绘画的考古发现里面提到的大部分是墓室遗留的壁画或者文物，并指出“唐以后，墓室壁画的重要性似乎已经减弱……因为与此同时，日渐重要的卷轴画是很少被带入墓穴之中的。”对于整篇论文来说，确定真伪的问题应该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确定真伪的一套科学的鉴定方法，而是围绕不能肯定时间与归属的画或者是完全弄错时间与归属的画来进行研究的话，其结论必定是和中国绘画的真相有所出入的。所以笔者认为，在整篇论文中，关于讨论鉴定方法研究的篇幅应该有所增加，并且作为论文的重点来处理。

　　其次是关于该论中关于鉴定方法的叙述。笔者认为全篇都看不到一个对鉴定方法的明白且清楚的表述。看了该论的表述，反而会对鉴定方法的科学性产生疑问。作者在开头指出：“……而且在西方对中国文化背景的理解绝非尽人皆知，因此为了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已经产生了与之相适合的独特的研究，将汉学和欧洲艺术史的问题与方法结合在一起。本着怀疑论的分析法和不带中国传统偏见的观点，西方的这种方法为重定绘画作品以往的日期与归属，提供了新的风格分析法……”读到这里，让读者对接下来作者将要介绍的西方独特的鉴定方法产生一种期待。接着在第一章第二小节宋和宋以后绘画的鉴定里面，对于重订归属的正确过程，他指出方闻采纳了西方的以结构形式特征进行鉴定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和中国传统的鉴定方法分道扬镳的。这种方法在西方和亚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尽管有争议，但是解决了鉴定上的许多重大的分歧。在说明方法的有效性方面，他举出了方闻鉴定的例子。之后他又写到了中国传统鉴赏方法中的笔法鉴赏，指出西方的结构分析法并没有排斥中国的传统鉴赏方法。方闻的两个学生调和了笔法鉴赏和结构分析法这两种中国和西方的鉴赏方法。尽管这两种方法有时候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结果，两者均保留了强烈的直观性，而且即是主观的艺术创造，又是客观的分析程序。先不说他想描述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鉴定方法，方闻鉴定的例子真的能说明方闻开创的结构分析法解决了鉴定上的重大分歧么？另外，读了大段的文字，对于作者想要表述的西方的重定绘画作品归属与日期的方法到底是什么也产生了疑问。是方闻的结构分析法？文章中提到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还是方闻的学生那种结合中西方的鉴赏方法？但是它似乎还存在着不小的争议。在文章的末尾，作者指出，“现在人们通过结合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发展了更为严格的鉴赏标准……”这句话好像指的就是方闻学生开创的笔法鉴赏与结构分析法结合的那种鉴赏方法。但是文中说方闻开创的是和中国传统鉴定方法相对立的采纳西方观点的结构分析法，它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和接受。方闻的学生则是结合了中国和西方的鉴定方法，但是其结合的两种鉴定方法有时会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共识。那么可以说它是更严格的鉴赏标准么？它到底严格在哪里？文中似乎没有相关的表述。还是说，更为严格的鉴赏标准另有其法？但是全文中并没有太多关于它的描述。

　　纵观全文，作者较为客观地引用了近年来学术上的主要观点，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较少表明自己的观点。以至于作者对于鉴定方法的描述有前后矛盾，表述不清的情况。同时，笔者认为中国绘画史最首要的问题还是确定绘画作品的归属与日期，只有这项做到了，研究才能够得以展开，而作者的文章中并没有用一个较大的篇幅来描述鉴定方法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