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4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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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明人格的关注是一切文明得以立足的核心。《孟子·离娄上》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孙中山先生一再指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是要人人有好人格。”（《孙中山全集》第8卷）当代人越来越缺乏心灵世界，远离爱和慈悲，一种新的精神与文明的尺度难以寻觅，精明诡诈的反价值人生哲学却被重用，畅行赤裸裸的利益搏杀，过度的自私和盘剥甚至成为教导下一代的标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张三丰说：“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弟子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玩世不恭，人文理想荒凉的年代，萧墙祸乱起于众昏无知。如果没有正义的契约去规范，狭隘民族主义激情唤起的人群，会与喧嚣狂热为伴，也会以“革命”、“爱国”的名义，设下投名状，展开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善良贫弱者的伤害。百年前，我们把国家腐败落后的责任曾经推给西洋各国，在国内掀起排外浪潮，让义和团把北京繁华商业街烧成一片废墟，理由是这些商店都卖外国货。而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仍然是往往自己先乱，好像没有太大的长进。思想懒惰、思想漠然中，焦虑和骚动发烧，智者眼中不堪回首的怪事蠢事荒唐事，为什么总和我们民众如影随行？难道数代人的牺牲换来的只是半梦半醒？多少真诚的愿望和美丽的梦想，成为一次次心酸的浪漫。没有道德的政治其实是在犯罪。无数枭雄信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多少次的江山鼎革，说不尽的家国沧桑，演不完的酸辛悲烈。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贵创、博证、致用，批判宋明理学主张的“三纲五常”、保守僵化；至曾国藩、李鸿章、林则徐这些在专制重荷千年道统中打转的“苟利国家”之辈；一直到辛亥民主共和，宋教仁等也欲以新思想力阻刘邦和项羽、朱元璋和陈友谅那样的封建历史重演。然而，袁世凯恢复帝制败亡后，军阀混战，天下为公→替天行道→抢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风云变异中，对自由两字的认识仅仅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理念，国人大多只视其为生存之道的谋求，并无有关存在的本质性思考。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儒法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精神旧体系，“五四”诸子虽然萌生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但文化的历史阶段性裂变中，对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对自由的内涵和怎样成为自由的主人，来不及弄清来龙去脉、更来不及普众，就被席卷而来革命狂飚吞噬而去。而后，绝对系统话语的强硬主宰，自由两字已被专利注册，社会意识上的盲点仍是大面积的，“新文明”尚未成形。也不了解人类的自由是从血泊中走出，来之不易，人类的自由也意味着人类个人良知的责任。面对中国文化命运深层的浑浊和蹒跚，我深感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趁这次到巴黎参加“卢梭与艺术作品展”相关学术活动和进行人文·艺术之旅的机会，满怀深深的敬意和担负一份对自己祖国难以卸却的远想思虑，来瞻仰这一方烈士鲜血浸泡过的土地，穿越漫长时空、追寻历史深处轰隆隆回声中的微危叵测，献上一位远来的中国女知识分子的一瓣心香，并在此反躬自省自己的人生，叩问生命与艺术的意义，思考一个中国人文艺术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承载起社会使命、哲学深度、历史思考、人道主义关怀和道德觉醒的探索精神，不只为了历史和昨天，更为了今天和明天。人性人道意浓焉，浩浩乎盈心焉，以微薄之力发出灵魂的铮鸣：艺术家要为减少这个时代的心灵黑暗发一份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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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崇高气场行走中的求索，感性中包含着莫大的理性，我的思维变得活跃，宵旰筹思：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重要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结论中说：“他（马克思）把社会主义视为民主的深入，而不是民主的敌人。他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模型基于艺术自由表达的理念之上。”巴黎公社高举的“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恩格斯语）、将权力置于人民群众有效监督之下的人民民主的原则，使我更加坚定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之民本论的政治天命观，以及坚守文明进化的信念，坚守理性文明的疆界，坚守人道主义的立场。关于巴黎公社的逝者，法国女作家塞沃丽娜写道：“这些人曾经掌握首都、国库、银行存款、城市基金和私人保险柜。他们不仅没敢要求动用任何公款，而且手头一无所剩……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暮年抽烟的零钱！”读着，渐渐地，震撼袭来：人类产生了数不清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伪学者、阴谋家、骗子和刽子手，人类如果丧失了对伟大与崇高的内心需要，政治和艺术也就丧失了值得人们珍视的价值；人类如果从自由与信仰的阵地撤退，即意味着将生之意义死之归宿的灵魂安顿从我们的生命中切割开去，政治家和艺术家的生命同时也会变得十分猥琐与毫无意义，它们所属的民族也将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民族！眼前这段矮矮的灰砖墙，承载着无数理想主义者至死不渝的追求，承载着无数勇者的鲜血和忠魂。同时，它已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实体之不朽象征。虽然饱经日晒、雨淋、风蚀，但风骨依然如昔。它没有任何艺文的修绘，没有装饰黄金百合花，也没有玉石雕绘，像公社烈士们身前一样简朴清贫，体现着那些社会公仆的高尚人格，这恰恰是世世代代民众衷心崇仰、肃然敬慕的所在。他们的精神是永恒的，他们所创造的人民民主的原则也是永存和普世的！

　　所谓政府的善治，首先在治理官吏，贪、乱、奢、虚、懒和钱色魔咒侵蚀着一些官员们的理想信念、道德作风，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顽疾长期存在。作为当官的，理想的破灭是行尸走肉的开始，台上衣冠楚楚，台下禽兽不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黄炎培先生所担心的“兴亡周期律”并不是饭后闲谈。失去制衡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铁律！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改革。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则沉！“权为民所赋”，权力需要清明，官员需要清明，要励治图新，遵循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建立符合现代精神的权力机制。公权力的行使如果不是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不是以维护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良性运作为目的，而是让一些权贵利益集团借以公权力去压制人民，包括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把天下公器、公共资源打上个人印记，谋取非公义的利益，颠覆这种“伪公权力”的地火就会燃起巨大的民变和社会大动荡。而巴黎公社创建的领导制度最鲜明的特色是：坚持“干部是对社会负责的公仆”的准则，其“公仆特色”启发了后来“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政治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政治文明。在此，我也要建议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有机会来到巴黎这个世界大都市的一些中国官员（当然也包括文化官员和美术官员），在逛卢浮宫、凡尔赛宫、圣母院和香榭丽舍大道之余，是否可以静下浮躁的心，抽片刻时间来到这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寄宿着无数先辈英魂的祖宗源头的神圣之地，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下这本厚重的亮丽高洁的精神光谱，同时，认认真真地反省思考一下：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自己做人的人格精神可在？执政为民的理想可在？恪重民生的责任可在？砥砺正义的道德情操可在？甚至想一想，是否需要为了自己良心的安宁和灵魂的救赎，作出某种深深的忏悔？从而由此走出内心的固然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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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巴黎公社这场发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初期阶段，法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风云奇诡的特定历史时刻，自发进行的革命运动本身之缺陷、之不足、之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以此衍生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还有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共产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已有无穷尽的阐说和无休止的争论。我只想说的是自由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必须理解。历史不能假设，但时代场景的转换，意味着历史使命的更替，也警预着未来的可能性存在，包括借鉴性的存在。世界是多样的，各个国家的国情是多样的，向着什么方向推进民族和人类完善的范畴，也有多样的选择，不同社会形式、不同文明类型、不同价值观并存的多元国际体系，都有其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些民主法制制度已从巴黎公社的某些原则里得到了宝贵借鉴。更远一些回顾，现代欧洲的文明之光，是从理性科学人道人文思想冲破欧洲中世纪的藩篱桎梏压迫钳制而产生发展出来的。新世纪思想大门的洞开是经历无数次阵痛的一次次撞击的结果。我们也不会忘记，欧洲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是西方封建极权主义文化的策源地，其反人类的辜辟戾辠，罄竹难书，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叠带血的文字。（在封建皇帝眼中，这类御用文人如清弘历所说：“不过一娼优也！”）1535年7月，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以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的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因为挑战皇权，宣扬公民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思想，被英王亨利八世判处死刑。当时的西方封建权贵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仇视可以从这份历史上最邪恶的判决书里看到：“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沒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会感到轻松。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一些西方国家还推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当然还有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制造的奥斯维辛焚尸炉满负荷的运作，也还有“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者张志新因为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其遭遇惨不忍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黑牢里受了7年的残酷折磨，枪毙前还被残忍地割断喉管！……人类向自由、公平、正义迈进的每一步，都洒满了奋斗和牺牲的血泪，遗骸千万万，只是无言。然而，思想者尽可以被围剿，被投进监狱，被处以酷刑，肉体也可以被摧残、被消失，无数文字狱的冤魂血色弥漫，但无法囚禁和处死思想的精灵，她仍会令思想的敌人颤栗不安，让邪恶感到恐惧。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更不受限制，它不仅超出人类的一切力量和权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之中。”（《人类理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今天，承认人不仅作为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承认人无论是在推动社会发展还是实现自身发展方面都居于核心地位或支配地位；承认人的价值，追求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等等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的人文内涵，已被世人认同。包括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明确而庄严地宣布：“蔑视人权或者人的尊严，乃是一切政治罪恶和腐化的根源”（前言），“一切人都生来是、而且永远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的权利。”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思想的自由，伦敦奥运会上响着莎士比亚的声音；“不要害怕，这个岛上有各种声音”。我坚定地认为：这是人类能够共处一个星空之下诗意栖居的文明基础。

　　从哲学意义上说，一切静滞的事物都会发生腐朽，因而要打破守成思维，树立开拓意识，历史之进程与脉动，一个时代的启幕与奏响，就是不断地思想创新与社会改革中的秩序构建；就是一种文明类型与社会形式的不断更易及重组的艰难过程；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是一个危机深重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会遭遇它发展路上的转折时刻。需要溯源问脉，固本图新，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坦荡博大的精神洞悉，需要文化思想的原创力。默默注视着眼前这个鲜血凝结而成的纪念碑，作为艺术家的我，记起了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的名句：“我们所企求于未来的是公正，而非复仇。”我想，这段矮矮的灰砖墙，见证先烈们获得了永生的同时，也见证了人类历史的一页在此凝结、在此闪光。一位法国学者自豪地告诉我，现在法国三色国旗的象征，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伏尔泰、卢梭、雨果等先贤们极力主张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而且，这已成为所有法国政治家、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们思想和行为的一把标尺。作为一个有情感、有幻想的画家，我听之心头一热，经纬万端却一顾默默沉思：文化就是命运！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人文更是社会变革的精神铺垫。我们的社会发展和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乃至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难道不应该也包容这些让眼睛湿润、让心灵感动、让血液沸腾的人文主义理念并为之振臂呼唤吗？尽管这个过程在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心理基础的国民性面前，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以坚定的措置，在人类正面价值观上不断地努力耕耘，并以此为内涵去加强制度与文明的建设，为国家的持久力量发展提供稳定与健康的基础，才能在起伏跌宕、风云变幻中走向历史的破晓，才能不失国家民族大好的发展机遇，才能在尊严、高尚与和平中走向真正的繁荣和强大！

　　21世纪，整个人类都面临历史的大变局。青史凭谁论王寇？先祖曰：立天之道，为阴为阳，立地之道，为刚为柔，立人之道，为仁为义。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现代化转折阶段，唐朝施肩吾撰，李竦编的《西山群仙会真记》里有句名言：“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大江东去，朝霞满天，前瞻人类文明的趋势，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幸之，亲爱的祖国，奉上一位中国画家深深的祝福：历史的中轴线上，风云际会，大道如歌，无穷伸拓，奔向您的命运吧！

　　2012年9月记于法国人文·艺术之旅

　　（该文选自第3版《为思而在——中国画魂周天黎》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