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转第47版）

　　历史不是书斋里的涵泳梦谈，历史血肉丰实，历史非常辛辣峻冷。苦难的法兰西民族啊，戈矛年代的身体残暴，绝世的悲情面前，一味的仇恨历史观又会把你带向何方？赢得和平改良比赢得暴力革命更高尚，更伟大，一个国度的人民难道还要在忌恨、厌恶、诅咒的“观念残暴”中，再来一次恐怖和黑暗的相互杀戮吗？从动物上升到人是艰难的，而从人降到动物却是迅速的，作政治斗士易，为圣徒殉道者难。权力的争夺、主义的坚守，真理的追求，道路的选择，十字路口前，考验着法国人民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

　　叁

　　任外界寒风萧瑟，须养活一团春意。昭昭然为天下之明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国思想界一代宗师”的伏尔泰与他的同道们，手中的一枝笔，“轻入和风，猛如雷电”。“对这个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培育良知，教化人类”。“他把人的尊严赋于黎民百姓”。“要制止人类再流血”。（雨果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明确指出：“人不是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一切行为的道德性。”（抛开后来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各种主义各取所需的异化和误读，以及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它与马克思“凡是合乎人性的东西，我都觉得亲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论述异曲同工。另一位欧洲哲学家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在爱尔非特的演说》中，明确表述了他和马克思相同的观点：“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他们捍卫天赋人权、公民自由、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支持社会良性改革、主张开明的民主制度、强调自由与平等的政治理念；毕竟被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汤汤泱泱，渐成大泽。强权可以摧毁花朵，但不能阻挡春天，公义的爱被高高举起。

　　充满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关怀的高雅文化，是动物类的人脱离兽性从形而下走向高端文明美感模式的成果。反之，一个培育仇恨的政权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爱，更不会有社会的安定，有的只是仇恨，有的只是暴力，它像一只邪恶嗜血的饿鬼，渴求把最好的人的血都吸光，不断制造出痛苦，龌龊和悲剧。世人反对暴力，也无法宽容罪恶，这样的统治者是逆历史发展的，是不得民心的，是不可能长久维系下去的。1873年5月2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指挥凡尔赛军队血腥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的刽子手阿道夫·梯也尔被迫辞职。加上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爆发的严峻局面，促使后来担任法国历届政府首脑的政治家，都为平缓与消除这段历史仇恨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尽量弥平阶级对立，鼓吹和宣导“在民族和祖国的恩泽下，法兰西全民和解”。权力不再张牙舞爪，拥抱人民永远不会太迟。各派政治力量也在云谲波诡的变世，明白唯一能做的不只是愤怒、复仇和继续的愤怒、继续的复仇。否则，很可能今日的专制者乃是昨天的专制批判者，而明天的专制者又可能从今日的专制批判者当中产生；一个魔鬼的倒下，并不意味着魔鬼之门从此关闭，因为产生魔鬼的土壤还坚硬而冰冷地存在着。许多政治人物在没得到权力之时，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极权，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不是吗？城头徒换大王旗，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胜利之时，即是新贵拿破仑登基之日，拿破仑时代的特征就是战争和专制。将革命的理想结局寄望于个别领袖的人格，这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而权力一到极致，欲望也如出笼的猛虎，国家政治永远走不上合理或正确的轨道；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文明、制度和社会发展才是最核心的，因为这才是超越阶级党派，真正攸关国运与民族命运的兴衰存亡。就历史的成本和变革的稳妥而言，法国人民走对了路。在再一次选择人民的幸运与不幸的关键时刻，果敢地抵御和放弃了暴力血腥的轮回覆辙，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凝聚多元社会力量，在深刻反思与和解包容中修正了法兰西未来的政治道路。逐渐建立起一种以民族感情与共通同情心为基础的、互利互不暴力伤害的、民主社群多元共存的、不走极端的和平理性的对话与法理机制，并在制度中设立相互支撑与制约的政治制衡框架，推动法国政治和社会走上了秩序、规范、法制的轨道。包括在1879年，第三共和国政府将巴黎公社宣布为法国国歌的《自由的赞歌——马赛曲》，以这是法国大革命之歌为法律和政治依据，重新核定为法国国歌。1880年宣布大赦政治犯，落实言论自由。1889年，政府利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庆典之际，进一步完成对巴黎公社所有参与者的大赦和安抚，欢迎公社成员和支持者参加议会选举。一些巴黎公社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当选为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国会参议员。1905年1月9日，巴黎公社著名女领导人露易丝·米歇尔逝世于马赛。她的遗体被允许送回巴黎，当局没有阻挡并协助巴黎民众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她被关在监狱时，大文豪雨果就写下《更雄伟的女性》一诗，赞颂她是“一位忘我济人的天使”、“从一颗伟大的心灵深处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并设法营救。这位美丽坚强的女性发出的“一切权力都具有腐蚀性”的醒世名言，至今，仍然深具现实政治意义。1893年，协助幸存下来的巴黎公社社员集资买下这块血地，1908年5月21日，该墙上被允许镶嵌图中所现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写着三行烫金法文：

　　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 28 MAI 1871

　　（中译：“纪念公社死难者 1871年5月21日-28日”）

　　至此，巴黎公社死难者有了明确的公开祭所，社会郁积的厚重情绪找到了释放之地。由幸存的“公社人”和他们的亲属、朋友悄悄组成的“巴黎公社之友”协会，此时也被允许公开活动，至今十分活跃，现在有2500余名会员，其中包括约150名外国会员，每年举办公社纪念日活动。过去，巴黎公社运动一直被法国官方教育系统严重边缘化，但历史毕竟是任何人无法掩盖的，现在，作为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被列入相关教材资料。1999年，巴黎著名的公立奥赛美术博物馆，展出了搜集到的巴黎公社艺术家们的优秀画作和当时拍摄的公社运动的照片，并拨出30万法郎的预算，支持启动《巴黎公社》电影的摄制。2000年4月19日，巴黎市政府以“纪念法国近代史上这一著名事件”为由，正式将市区南部一处当年保卫战最激烈的街道交会地，命名为“巴黎公社广场”，命名仪式上，时任巴黎市长的蒂贝里和文化部长杜蓬等右翼政界人士和左翼政治人物、死难者遗属与当年军政人物的后代们共同出席揭幕。2005年，是露易丝·米歇尔逝世的100周年，法国政府宣告为“露易丝·米歇尔年”。去年，是巴黎公社诞生140周年，巴黎市政厅广场举行大型的“巴黎公社节”，有60多个组织数千人前往“公社社员墙”献花致敬。一法国女士回忆：“这里一时浸沉于花海，泛起的红潮潋滟墓地，呈现罕见的奇景！”某种意义上说，真理竟如此简单——那就是归还死者的清洁和荣誉。

　　拿破仑一世于1803年出钱买下这块占地44公顷的公墓土地后，根据契约曾宣布过一个法令，公墓不得拒绝任何要求来此安葬的人。有趣的是，巴黎公社的死敌阿道夫·梯也尔于1877年9月3日得脑溢血死后，竟和《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巴黎公社革命家兼歌手、《樱桃时节》（相当于巴黎公社之歌）的作者克莱芒，包括后来的法共领导人加香、多列士、杜克洛等一起葬于此公墓内，而且相距不远，真是满地残红，几许悲凉。奈何世间无常，冤家对头相逢，只要不再使人间流血，亡灵之间大可继续争个我是你非嘛；或许，也可以展开漫长与激烈的谈判，反正没有时间的限制。对这，我不得不佩服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幽默和智窍。安葬在这里的还有巴尔扎克、莫里哀、拉封丹、肖邦、比才、王尔德、海涅、圣西门、普罗斯特、柯罗、德拉克洛瓦、邓肯等一批耳熟能详的世界文化史上的知名人物。

　　肆

　　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唐人诗曰：“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一般艺术家们会觉得沒有必要去努力认清人类历史上的痛苦及丑陋。但是人文艺术家的思考途径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去理性分析历史的苦难，以及认识研究解放这些痛苦与丑陋的先进思想和人文理念。他们明白，虽然人类已经很古老了，但个体生命在权力和暴力面前，依然显得那么的脆弱，野蛮会随时吞噬善良，人类唯有站上思想的高墙，才能达致综观，防止文明重新回到野蛮。

　　由于过去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对立，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某些西方学者有意贬低巴黎公社运动只是欧洲激进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另一些人又完全否定巴黎公社运动受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思潮的影响，我极不认同这些肤浅的偏见。何为普世价值？根据维基百科的表述，就是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就是作为人享有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不涉左翼、右翼的政治立场和各种真假主义，与官方的诠释更加无关。我只是从一个艺术家独立的人文视角看到，500年来的欧洲历史，彰显了人类技术文明的巨大成就，也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危险的处境。从路易王朝到拿破仑的雄心勃勃至腐败堕落的帝国兴亡史，欧洲的国王或皇帝们，还有那些刚刚登上权力宝座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层层搜刮剥削，纷纷把所有权力和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同时，又发动侵略战争，四处征战，劳民伤财，广大劳苦大众日子更加艰难。而皇室成员和资产阶级又是惊人的奢侈腐败，骄泰挥霍。表面魔幻般的华丽与眩迷般的绯艳盛世下，人民的怨恨却像锅中滚开的沸水，貌似强大的帝国统治已是弱不禁风，摇摇欲坠，千疮百孔的末日败象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如《共产党宣言》俄文译者普列汉诺夫描述的那样：“路易十五一点也不放弃专制制度的要求,只是想到自己的享乐。环绕在他周围的贵族侍从，极大多数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的时代是不知餍足地寻欢作乐的时代,是生活荒淫放荡的时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把国家推向灾难的边缘，各阶层的不满使欧洲大陆到处都像布满了干柴，一点即燃。

　　《君主论》作者、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亚维利（1469年—1527年）曾向所有统治者提出警告：“人类的悲剧，就是情势变更，但人不变更。”就如时间的箭头一直向前，人对正义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只要有新的生命，社会改革必然前行。这次起义不管是一次悲剧性的失败，还是一场未遂的革命，我认为它的本质性意义是敲响了黎明前的钟声，把人类一种新的解放福音带给世界。当年，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堂堂阵列，浩然正气，以震慑世界的力量，第一次骄傲地举起了自己的旗帜，向一切奉行暴政压迫的极权专制主义宣示：“只有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从此，这个史诗般的伟大宣示就作为“普世价值”载入到了人类进程之中，也跳出了改朝换代只成就皇帝轮流做的窠臼，历史的轨迹，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史，不再全由权杖组成。他们追求社会公平秩序的改革意向，他们生死与之的一切，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演变，已经升华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神坛祭台，具体的说，激发全世界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和各个当政者对人类政治文明去进行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巴黎公社运动所揭橥的严酷的社会实情告诉人们“无权者之权力”的沉重：那里有对人民的压迫，那里就有人民的反抗，正义无处不在，所有的权力人物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从而进一步促使人们认识到，政治不共和，人民不自由，宪政不彰显，人权不至上，国家必衰，政治必衰，人心必散，社会必乱。因而主动去拟定出各项缓和社会矛盾、支撑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方针，原发性意义上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精神的形成。推进巩固无论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式的民主宪政，都已相当程度上通过以人为本、自由法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制度化规范。加上《西方的没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的作者斯宾格勒（1880年—1936年）等一批思想家、哲学家以深刻的历史洞见，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以末世启示录的论调，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对西方文化文明危机发出振聋发聩式的揭示和警告。客观上，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修正自己的发展方针，不断加强认同人权、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普世意义，同时，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及演进，为西方大国近代主流文明的崛起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人文能量和社会稳定基础。今天，可以宽慰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巴黎公社运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伍

　　雨果不仅一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个人之上是群体，群体之上是民族，民族之上是人类。”不管哲学与艺术流派的学术分歧有多大，法国最卓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在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中，以其进步思想和充满人文理念的作品启迪民众的心智，使人们被圈禁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在法兰西社会最艰难的时刻，超越左右激进主义；面对腐朽和冷寂的人性孽愆，召唤人类文明良知，昭示卑微后面的尊严。以理性、法治、人本的普罗米修斯之火，破除魔障，并解脱时代觉醒者的困惑，唤醒人们正视现实，又要把目光投向未来的希望，告诉人们生命的基础是如何与他人一道自由地共存于这个世界，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上的导引作用。身前因辛辣讽刺路易王朝封建专制主义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遭受百般诬谤攻击的伏尔泰，他的名字至今仍是世界上一切不愿战争、反抗压迫、倡导和平改良、捍卫民主自由的人们的崇敬对象。我认为，这类先贤们的智慧和精神仍然在帮助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人类，去不断地战胜使人沉沦的人性弱点，从而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善良、美丽、可靠、健康的体质。为了表达对这位“法兰西思想之王”、“封建专制主义的宿敌”、“欧洲的良心”的敬爱与崇拜，当天下午，我又一次去到巴黎先贤祠，向他的灵柩和雕像躹下深深的三躹躬。他的精神鼓励着我坚守自己的体证，观察，思考，表达，又直陈裁断地使我清醒：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内心黑暗和通向彼岸的自觉动力，其艺术将一无可取。特别是与伏尔泰的遗体不到半尺的最近距离，我的手深情地抚摸他深红的棺木，“他的灵柩投射着大深渊最初的微光”（雨果语），我的灵魂与他的灵魂是那样的亲近，我的心扉似乎感受到其亲吻过的睽违已久的伟大启示。先贤大哲的思想的灵光，使我颖悟到艺术命运中的我并非个人的我；任何物性的东西都会随时间而腐朽湮灭，只有升华为文化之魂的精神，将穿越荒野接着的荒野，阴霾连着的阴霾，荆棘贯穿的荆棘，与光明永存；我感觉在我的生命中一直有某种神性的引领，常令我魂游苍穹，凤舞九天，剧烈峻峭奔流震荡中“观乎无极之外，息乎太荒之墟”，必须要以献祭者的情怀，努力使自己的艺术升华为飞越宿命绝地的自由灵性之光，在死亡这样的存在性主题前，追寻人在此时此地的命运与意义。并以此来回答：“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

　　陆

　　阅尽世界悲欢和历史沧桑，铁血锋芒的风云惊悚世人。而使命意蕴又让我们这一代正好踩在历史的脉搏之上。之所以要看看别国走过的坎坷和崛起的历史，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某些促使西方强大起来的内在基因值得我们研究及学习。《圣经》箴言里有一句话：“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耻。”对现实保持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有时，艺术家可以在边缘，用敏锐的眼光看过去会看得更清楚。特别是以权力政治为动力向资本经济时代转型的过程里，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必然带来精神生活的繁荣，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希腊的艺术与史诗“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而任何精神样式的存在者包括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会在从生到死的本能俗世化思潮中逆流而上。人文艺术家的敏感直觉和苦涩反思的情怀，使我看到华夏大地经济高速发展表象下思想的贫瘠和道德伦理秩序的裂解。社会进步需要效用性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良性统一，并以人文精神彰显的文化高度为指标。看看：伟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最基本的心灵动力今天何在？5000年中华文明不朽精神价值生气勃勃的自觉的历史承传今天何在？又有多少人懂得并在追求崇高生命美学范畴的意义？俄国大作家契诃夫断言：“人必须有信仰，至少必须追求信仰，不然，生活将一片空虚。”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迷失在理想与欲望之中，将欲望的东西当作理想，这是因为它们有时实在太近，近到只有一线之隔。”魔鬼的微笑有时比上帝的庄严更具诱惑力，理想与生活的错位让人变得麻木，不明白生命的归宿何在，在焦虑、烦躁和物欲化中当然找不到心灵的绿洲，玩味形下器物的肉身生命变成了只是腐烂的物性生存。孔子感叹地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我们应该谅解一般社会民众对于权力与金钱的追求是在寻求一种自我身份与生活安稳的保障；我们大可不必怒斥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中间情形，职业作家莫言也直言：“若没有身份地位，我生病不起。”但正如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现代主义创始人波特莱尔所警告：“假如艺术家使公众愚蠢，公众反过来也使他愚蠢。他们是两个相关的项，彼此以同等的力量相互影响。”对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对担负社会管理的政治家，有责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社会，思想朝霞的凋残，必然导致精神的废墟，物质文明再先进、再图强，也是物性的。如果没有富有进步意义的人文思想之内核，如果没有虔诚信仰的禁忌与道德自律，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也可变为轻薄无聊的“叫兽”，硕士博士也成了卑琐奸黠、闻腥逐臭之徒。当下，世风跌落，鸹噪蛙鸣，道术为天下裂慨久，四顾寂寥，一群群被锁在迷雾里的空心人，不知自己将往何处去。我们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污染了土地、河流，海洋和空气。消费社会的赤裸贪婪消融人格于其翼下，一些污吏以权谋私，对国家资源和社会公共财富进行无耻的谋夺和挥霍，加上资本主义早期弊端在中国工商企业界的某种恶性爆发，都导致社会伦理责任、道义承担的严重缺失，世道和人心的不断败坏，嬗递演变为世俗的物质迷狂。而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不稳定因素正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一些社会系统性制度障碍亟待解决。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命运的责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一个民族的文化，其老朽衰退乃至没落的危险，最主要特征是表现在批判精神、创造精神的丧失。改革的时代尤其需要思想的火花，需要思想的支撑，需要言路畅通、针砭时弊，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伟大的艺术家应该背负着文化、思想的启蒙，伟大的艺术高踞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伟大的艺术需要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天下任我遨游，世界任我观照”的孤独、勇敢、桀骜不驯的率性气势。我并不反对文化民族主义（我反对的是夜郎自大式的狭隘民族主义）。今天的中国文化人缺少的就是屈子《九章》中名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那种人格状态。尽管真话不是人人都喜欢听，我也要揭去千般虚饰，万种铅华，不回避这样的思维定势：知识分子称号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甚至慷慨悲歌，舍生取义，这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精彩的一脉所在。另外，“文乃文化修养，人乃人品道德，画乃绘画技能。”三者不可缺一。庙堂上不少人的所谓绘画艺术，虽然面相做工相当地道，但只是没有进入文化艺术精神维度的墨守陈言的浅层次表达，至今未超出对赝品和范本的仿制，艺术方法上的教条不堪、创造力的枯竭和思想的保守显然而见，不减平庸本相。艺术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个性化、独创性。技艺上没有千锤百炼的苦行，精神上缺乏纵深，文化上贫血苍白，根本无力进入人类的心灵，无力丰富中国画语汇的表现力和审美内涵。更可悲的是制造出一条条腐朽恶俗、隐形贪婪的利益链条和庞大的既得利益关系网。虚伪玩世的所谓“传统派”、“现代派”、“自由派“或“成功派”们，不但无法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反而一丘之貉地堕高贵于卑贱，落皎洁于泥淖，脸皮要多厚就有多厚，充斥铜臭和权、钱、色交易的丑恶，遍及士林，败坏风气。极个别的权力既得利益者并且日趋堕落成为阻碍体制改革、改良举措的绊脚石，在社会、时代变革的检验与淘汰中，任何人想守住旧时落后的一套，毕竟是守不住的。再者，当代中国画坛需要的是大家，而不是“官家”。希望各个协会中的某些官员们，端正价值取向，提升精神境界，不要冲在名利疆场的第一线，能收敛一些，不要夙夜在私，既然拿着纳税人的钱，就应该去认认真真做好公家事务。一些人对金钱物质和权势追求得太快了，以至忘了很多东西没有带，比如灵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目前一些协会其实是计划经济和国家全能时代的典型产物，在未来的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中势必趋向更符合文化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

　　白居易有一句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隐隐的期待中有一股澎湃的气度。恢弘的艺术往往离不开慷慨的人生，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艺术创新上，面对种种困惑，艺术家们需大视野、大格局、大气魄，需心中内藏大慈、大悲、大爱。须知盛行之佛教，也不产自华夏，在魏晋之后，才佛学东渐，至唐朝酿成禅宗。据查，水墨画中勾、勒、皴、擦、点等笔法及烘、染、破、积、泼等墨法，早在印特伽国与羌独（现为印度）、王氏高丽（现为朝鲜）、大和国（现为日本）时期开始已有另外发展的一支。华夏汉文化中，最早连用“中国画”3字的出处是明顾起元《客座赘语》，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正式提议使用“中国画”之名称，于是“中国画”之名才定论被社会接受。当代，我觉得民族性和现代性、世界性的交融应继续开阔发展，要超越农耕文明的语境和沙文主义文化心态，要让中国优秀文化融入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优秀文化，同时，我极力主张中国艺术家应该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看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它的精华，它的糟粕，它的复兴。从而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因意识形态、因固有现实利益而产生的二元人为对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西方建立了共赢关系而取得成效的。我倡导“不复古而鉴古，不西化而学西”的文化艺术理念，探索博采古今中外之长，以综合兼容的文化创新意识，去创造体现进步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的21世纪中国的艺术新貌。

　　艺术创作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精神产物，它不可能脱离开特定时代与社会背景以及历史意识。毋庸置疑，一个看不到苦难的人，爱也没有学成，一个匮缺疼痛感、批判性、独立精神与思考深度，不关注身边黑暗、不批判黑暗（包括自己内心的黑暗）的艺术家不可能是第一流的艺术家，正是这一点，将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与其他“艺人”、“画匠”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对人性、人类基本道德价值的态度，反映出艺术家作品的精神境界，连带影响着审美价值的高低差异。真正的大家大师怎可缺乏人文关怀和没有忧患意识？肆无忌惮、毫无底线、胡说八道的满口权贵八股语言者，只能更适合去做精神坎陷中的艺术奴才、文化侫臣，画界痞氓。学校应是人格塑造之处，是价值构建之地，我无意贬低那些教授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者身份，相信他们读了不少书，言谈举止也相当流畅，只是缺一点文化源自心灵生长的自由与责任，多见无历史厚度的理论之谬，无问题意识的空疏之论，无思想深度的话语之浅。不管是留学的还是国产的，事实是当今许多学院精英越来越注重个人利益，与现实问题及矛盾渐行渐远，教育市场化、人际市井化、人格市侩化，早已饱受诟病。文化艺术、学术思想界却“文人无行，于斯为甚”，虚假的热情、空洞的赞辞，常以让人惊愕的狎昵讨巧和无耻的谄媚吟唱出现在印堂之上。多见酒色财气、醉生梦死中的功名汲汲之辈与一廂情愿的明日黄花，陈旧重复的语言、技巧游戏中，他们的艺术里看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时代渐行渐远的艺术语言不管如何精湛，只能走向艺术精神的式微；相当一部分头衔声名很大的文化人、艺术评论家、理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和缺乏开阔的中外知识视野，把西方早已过时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模仿与无厘头的叛逆吹得天花乱坠。对西方先进国家文化的考察学习，也往往只重器物形式的拿来，而有意无意忽略其内在价值和理念。再者，既没有读懂老子，也没有弄明白孔子，对庄子的齐物论也一知半解，不了解文化不仅仅是靠文字、更是经由生命底蕴而得以承传的，需要灵魂在场的体验，更不会去顺从权力与资本。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或者精神境界的局促狭小，根本明白不了真正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对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意义。不懂得理解传统，包容创新，是迎来中华文化艺术辉煌的基本起点；对理性思辨、逻辑与真理的追寻，更是杂乱无章，迷迷糊糊，够不上提炼的层次。有的画家畅言，中国画家的成功要“内靠官僚，外靠奸商”，半醉半醒，红尘滚滚。投机钻营、唯利是图反映了学术腐败积重难返，重建知识分子的信誉迫在眉睫。一些让政绩欲望冲昏权力头脑的地方政府竟然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荒唐口号，把文化变成了谋取实利的工具，浅薄无知还洋洋自得，真是丢人现眼，愧对5000年中华文化列祖列宗的不孝子孙！庸人高歌，吹拉弹唱，八股空论滔滔，颂辞甜俗趋时，味同嚼蜡。吴敬梓如写《儒林外史》续篇，肯定精彩过前著。我们能指望这样的学术生态、这样的人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精神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灵魂吗？极乏灵性焕发的现实里，错谬茫无，真正的大师们逝去，犬儒伪类频现，看不见思想巨子、文化巨子在夜空中像星星般的出现。根本无法将历史、人格、思想、传统、文化、宗教熔炉而铸。“傲岸荣悴之际，颉颃龙鱼之间。”（东晋郭璞：《客傲》）我不得不忧心忡忡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去作出精神上的诊断：我们的文化前路和艺术途径，正面临艰难困境中的精神突围！

　　（下转第5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