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安美术馆和徐悲鸿纪念馆、徐悲鸿研究院策划于2013年1月20日在西安市美术馆举办的徐悲鸿作品大展，作品包括油画、水墨、素描等80余幅，而且又是正逢徐悲鸿逝世60年之际（1895-1953），无疑是一次极有意义的盛典。

　　徐悲鸿足迹未到过我国西北地区，他生前涉足京津和长江以南诸省以及海外，但是他的学生们以及画界好友在西北创造着辉煌的业绩。当年张大千、常书鸿敦煌之行，都获得过徐悲鸿大力支持和赞扬。吴作人、孙宗慰、董希文在西北取得对少数民族的艺术实践成就。北平艺专和中央美术学院时期，在徐悲鸿院长生前授业过的学生们，列阳、马维华、王怀傑、陈伯男在新缰；修军、陈天、潘世敏、苏文、蔡亮、张自嶷、董刚、马骥生、马耀瀛、冯莉、谌北新、武永年、宁日曾、杨美云、时宜以及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毕业的刘文西，还有在中央美院初期任教的罗铭、何海霞，都陆续调到西安画院或西安美院任教。由延安出来的一批画家古元、彦涵、王式廓、胡一川、罗工柳、张仃、石鲁、武德祖、陈兴华都是被徐悲鸿授予职称和赞扬过的艺术家。由常书鸿推荐其女常沙娜从敦煌来北京找徐悲鸿，而被徐悲鸿留到中央美院学习和工作的。那么赵望云以及他的学生黄胄、韦江凡，更是受到徐悲鸿重要的提携和特殊鼓励的。所以说，徐悲鸿与大西北的关系有非凡的密切，他的艺术主张在大西北的弘扬，也必然是在情理之中。

　　这次徐悲鸿的作品展具体安排在西安美术馆举办，而西安是“长安画派”的发源地，“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是赵望云、石鲁诸君，而赵望云、石鲁等的艺术主张与徐悲鸿又有着不可忽视的微妙联系。

　　我是这么考虑的：

　　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成立了“北大画法研究会”，徐悲鸿被聘为导师，李苦禅成为该会的学员之一，该学会主张中国传统绘画必须改革，要面向现实生活。

　　1925年赵望云来北京，获王森然提携，与李苦禅同住王森然家，李苦禅与王森然结拜兄弟。1927年，李苦禅与赵望云组织“吼虹艺术社”全名称“中西画会吼虹社”。倡导绘画创新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观念。1927年徐悲鸿欧洲留学8年回国，经蔡元培之邀于1928年北上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之职，他在京一年期间，办画展，皆由王森然、李苦禅、王青芳、赵望云等张罗接应，因此他们之间的艺术观必然产生着共鸣。

　　抗战胜利，1946年徐悲鸿再北上主持北平国立艺专和解放后改建的中央美术学院，王森然、李苦禅、王青芳都被聘任教职。赵望云此前已深入中国农村作画，其作品首先在王森然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之后又与名将冯玉祥合作诗画配而闻名大江南北。最后定居西安，解放后任西安市文化局长、西安美术家协会会长之职，进而与石鲁结合解放后的文艺政策，创“长安画派”。面向现实生活，突出西北地区特色，独立于中国现代画坛上。

　　1954年我与邵宇来西安，住鼓楼旁美协大院内，赵望云知我是徐悲鸿的学生，加爱于我，每晚带我观看“狮吼青年河南梆子剧社”演出，从此结忘年交。1962年他来北京，自己住中央美院校院内的美术研究所，我在美院教学，常抽空相聚。1975年我参加中央美术学院来陕西户县开门办学，每路过西安皆与他相见，知道他在“文革”中受尽惨害情况，最后为他画一彩墨肖像留念，不久得知他逝世的消息。

　　1977年初，石鲁平反一事遇到困难，人也病得奄奄一息，与石鲁亲友协力，我在北京将一份抢救石鲁的材料，托当年我在文化部工作时的办公厅主任程浩飞快递给黄镇部长，最后获得批准接石鲁来京养病。

　　因此，“长安画派”的辉煌，实际是赵望云、石鲁等以及解放后的文艺政策与徐悲鸿的艺术主张相吻合的血脉传承结晶。徐悲鸿的画展在西安举办，其意义深远是可颂可赞的。说徐悲鸿魂系大西北，魂系长安也是入情入理的。

　　此上乃我如是观。

　　2012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