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5岁初中毕业时放弃了学校将我保送上金华一中的机会而去了金华师范学校，为的是投师名画家赵宗藻，因为曾见他的黑白木刻《婺江边上》，美极了！非常凑巧的是，画中江边一处二层楼就是我的家宅，一心想去学画！岂知入校后方知他已调去浙江美院任教，悻悻之余，遇艾青胞弟蒋海济，我迷恋于他从杭州艺专学来的那一手水彩和素描技艺，因而偏重写生，喜欢西画；徜徉于校图书馆后，又迷恋上俄罗斯巡回展览派的艺术而不能自拔，以至后来在那自然灾害的岁月，即使饥肠辘辘也从不间断外出画速写、画风景油画和水彩，瘦骨嶙峋却一直自视很富有，心中曾幻想去留苏。

　　当时对国画没有多少兴趣，心想国画哪能跟油画相比！

　　一次海济先生让我看两幅国画人物，都是李震坚先生的课堂示范习作，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两年之后，由胡振郎引荐，拜访了心仪已久的李震坚先生。没想到李先生毫无架子，待人平易诚恳，画桌上还摊着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写生稿，其中就有维族老汉头像和佩剑的藏族青年背影那样震动画坛而脍炙人口的杰作！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不愿离去，之后我便常去请教。当时先生刚过40岁，不仅耐心点评我带去的习作，还常常随手拉出自己类似的作品进行比较，甚至示范。两年之后，他以国内看不到外国油画原作为由建议我改学中国人物画，并严格要求我用线条，去明暗，但同时又十分讲究结构。不久，他带我去拜见浙派人物画另一领军人物周昌谷先生。当时周先生刚过35岁，让我看了其夫人王含英肖像等很多精彩的作品。“文革”前还数次得昌谷先生书信指点，并获赠其作品的小幅水印4帧。浙派三个开派人物中，相识最迟的却是同乡方增先，但在此前，因胡锡乾等人的热心推荐，临摹过很多幅方先生课堂示范的原作。现在想来，这也真是历史的机遇，一过即永逝了。那时，临画、作画、与人谈画几乎唯浙派是从了。

　　认识李先生3年之后，那场革文化命的灾难把我推入一时难见穷尽的深渊。20岁出头这一人生最足以自豪的黄金时代，因父亲冤案牵连，却正是我漫长的倒霉日子。其中就品尝过被美院录取而旋被扫地出门的滋味，而也正是这艰难之极时，恩师李震坚却对我备加关怀，备加呵护，不仅艺术上指导更为精细，而且破例让我观赏研习他自己一批又一批极少示众的作品。我沉浸在艺术杰作中而忘却了世间苦难，坚定了人生和艺术的信念。“文革”中，我经常衣衫褴褛形容憔悴而得震坚父亲般的慈爱和深情，经常吃住在他家，接受师徒式的艺术传授。我现在仍清楚记得40多年前，那次被美院扫地出门时震坚师寄来车费让我赴杭，安慰我时的愤慨与无奈以及对从中作梗之小人的鄙视之情景。我还记起，1974年中央文化部委托李震坚开办全国人物画进修班。正当先生在北京与有关负责人物色培养对象时，即来信让我以同等学历报考，并曾说，结业后有可能留校任教或去出版社工作，关照我一定准备好政审材料。但我那些年一听到政审就脸色发白脑子轰鸣，死也不敢去找公社干部，结果自然在注册名单上缺席了。李先生在叹惜之后来信让我去美院观摩，一次为大家示范写生一老农头像，进修班学员连声喝彩，他却落款是为我而画的。最使我感动的是，父亲冤案平反后，1980年他来信让我准备考研，还亲自为我挑选了两幅女人体、两幅写生及三幅水墨小品，同时特别交待我写一篇研究性论文。当他带着刘国辉、杜滋龄、王涛、佟振国去云南时，收到我的论文《京浙两派人物画异同论》，甚为称赞。一方面向浙美院刊《新美术》推荐，一方面与北京叶浅予联系，对我说：“如杭州不招就去北京考。”结果论文因《新美术》回话发表文章必须讲师以上头衔而作罢。不多久，文化部与教育部联合文件下达，考研限于35周岁，而我已超过35，只见震坚师拊膺长叹：“你连末班车也赶不上了！”接着又是安慰，又是鼓励。不久，某高校筹建艺术学院，向浙美要老师，震坚师即推荐了我，结果那校以学历低而请我作代课老师，被我谢绝。几年后该校校长日本讲学回来，在我家述及此事，言彼不在校，是遗憾之事云云。

　　先生为我之事早就超越师生之谊了，虽未成功，但一直化为动力在督促我去专心研究艺术而不图虚名。

　　我与恩师可谓亲密无间，但从未主动向他讨过画，他倒是几次三番选了绝为精彩的书画作品主动送我。最早一幅是1972年他创作《在风浪里成长》这幅时代作品，还特意把青年渔民头像习作裱好准备亲手交我参考，结果此作被一学生硬要了去，只好换成一幅东海渔女头像，但也精彩绝伦，令金华同行大开眼界。

　　追随先生30年来，我所受教育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难怪同道们戏称我比研究生还研究生。我有幸亲眼目睹先生许多杰作的整个过程，连重画《井冈山的斗争》时先生也令我前往杭州，给我亲近地观摩。他肯定我的线描功夫，认为我画路广，点子多，始终要求我训练手头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功夫。多次称赞我那些“真实、淳厚、笔墨也很熟练”的头像“画出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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