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书画在精神习性和价值取向上多“僵尸”气味（哪怕技法娴熟或精湛），有的甚至和当下社会人生了无干系，更遑论思想性、批判性（这本是传统书画的天然局限）。学院派沉湎于笔墨不能自拔，一笔必言出处。有才情或无才情的画家，纷纷弄出很有艺术情结的姿势，两眼无视现实人生，鼻息不通社会氤氲，以所谓“高古”、“典雅”、“清丽”、“精妙”自诩，其实不过是伏在“僵尸”上的寄生物，还自以为“雅得很”。正如丁东所说，其“艺术的功能”，“仅仅停留于生活的装饰”。但也有不乏良知的优秀画家，不仅仅停留在把玩笔墨的层面，在不失艺术尊严的同时，以书画来关照现实社会。“新文人画”派中坚人物之一，山东画家王春江于此多有自觉意识。其《一廉如水》——廉政主题画册（青岛出版社2010年3月版），用书画及配文的形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地酿造了一坛反腐倡廉的酱香佳酿，让读者既品味到书画艺术的芬芳，又真切感受到廉政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从这坛佳酿里，可品出清廉从政、做事、为人之高格，还能享受如入艺术微醺之境的曼妙。可谓“一廉如水泛清韵，琴心多演美善真”。

　　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人的活法和想法。制度因素固然兹事体大，但腐败现象与社会文化心理也密不可分，故廉政文化建设于反腐倡廉自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此画册虽冠以“廉政”主题，但决非纪委有关“廉洁从政”之规定的图示，更非有关领导反腐倡廉之报告的图解。全书贯穿清正为人、廉洁为官之价值取向。画家在笔墨中融入自身的人生阅历、生活态度、伦理认知和审美情趣，用别开生面、饶有意味的“新文人画”，展示了艺术家对廉政文化的理解和阐述，渗透画者真切的人生感悟，烙有个人鲜明的风格印记，别具人文意趣。

　　一是倚仗于在文史、诗词、书法各方面训练有素的综合人文修养，画家在自家简约闲静、疏朗清明的画面上多有大段题跋，使其画作凸现崇文尚意之姿。此书冠以“廉政”主题，但因国画语言本身的制约，单纯靠画面或笔墨来阐述“廉政”主旨，想必有时会捉襟见肘或意犹未尽，一不小心还会弄巧成拙。而画家的题跋文字，对画作起到了很好的渲染、烘托或补充、扩展之效。如《平和图》画一老叟安然自适，画家题以“顺其自然即为道，不作歪事便是佛。涉世逾半百，研读儒释道几十年，仅得此二句也。”而图中之老叟俨如“此二句”之履践者也。

　　二是于标举廉政文化之时，在历史人文价值的传承上，画家自觉仰承民族优秀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而在对世道人心的感应上，又能静心观照现实世相和时代风潮，与当下生活互通声息。如“端诚篇”和“素朴篇”中多图，从立意到命题，多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先贤之人生理想和伦理价值）求得精神支撑和背景依托，使其画在旨意上多显深远和厚重，不乏“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而《高唱图》、《至尊图》、《真假刘罗锅图》等，又与时代脉搏的律动相吻合，多具直面现实的批判锋芒。王春江固然重笔情墨趣，其画也多以机趣见长，但并不自我陶醉于所谓的“高古”、“清雅”、“精妙”，而以其人文关怀和“现实感”在“新文人画”派中多有创获，另立新格。相比于南京朱新建的美人图，王春江的老叟图多具人生真性情和生活大滋味，而朱的美人图好像只是“让天下男人们永远有安享艳福的幻想”。

　　三是画家以一介草民心平气和、自适自在的情怀，昭示正道人生、清正生活所意味的上佳境界和大好滋味。除《问诊图》外，画家几乎没有用警示方式描摹贪污腐败给人生带来的危害，也很少以针砭笔墨来刻画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而多以扶正劝善的“正面引导”，展示“清怡”、“清正”、“坚净”等“其行也正”的人生选择，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安然和康泰。不少画作洋溢着人间的暖意、传递着生活的温润，令人“顿觉眼前春意满”。清廉、清正的人生能使人的生活泛此清韵，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