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孟春，宝静先生责为其书、画集序，因君、我交谊近20年，且其书画亦可观，故欣然从命焉。

　　观唐、宋诸贤为时人文集诗集所撰序、跋，于其藻词、文法、诗律，殊少涉评，而滔滔言之者，唯其人之性、行。何也?盖文法、藻词、诗律，术也、技也、手业也；性、行，德也、功业也。

　　宝静君肩要职，公务繁冗，凡业内事，无不恭谨求善，一一妥处，从未避难拒困，图个人之闲逸而误公务。在繁忙中，唯一事始终未忘——攻习书画。他既以墨事消释公务之累，更假此以修性养心，此即为古人所云“近乎技”之德修也。20余年来，他守经尊典，摹临名绩，虽数九三伏，亦未尝辍翰事。此种修习，不仅陶泳出从容临事的习性，且更积养成乐观的性格，此，于公于私，于人于己，都大有裨益！

　　专业书家，因其唯专一业，故少纷扰，而可精专一业，不必他顾。身无“官”任者，即使不以书画为专业，也多有闲暇可资，陆池。宝静一非专业人士，二非闲人，能达到今日所至的高度，实非易事！

　　为“官”、业余这样的性质，于宝静书画有颇深的影响。

　　其一，纯从兴趣出发，不涉功利、不俯就市场的需求和评委的偏好，握笔临纸，一任自身性情，无意中造就了独立不阿的创作个性。专业人士，个人境遇皆系于业技，故难免多所牵顾。每每为名、利纠缠，势难游刃有余。然非专业人士之宝静书，有情性，而不刻意精工求善。

　　其二，因境况如此，意在释累自娱，故其临习，亦有随兴为之的特点，宝静攻习古典名作，多随兴而择，广兼并济，不囿一隅。

　　以上二点，或即造成宝静书风的原因。

　　宝静书有传统功力，而又略染时风，忽碑忽帖，非古非今，若不偏执为评，这也是一种颇具个人风格的品相。这不是学究式的拘谨，而是性情中人的“任性”。熊秉明说，死守一门一宗，固执一家一派，只知临摹，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必将削然个性。我以为，若乏临摹之功，唯凭一己兴味，又将使挥濡失法丧度。这是两难，即大家名手，亦不易善解。因之，宝静书实在是在“两难”之中“彷徨”探索。愚意，他的小字优于大字，其中原因，大概是小字不能不谨慎施笔，故先天地规定了小心为之的路数，而大字则易于失之“放”。故，昔贤云，大字小心为之，小字放胆为之。大字若放胆，则难免野，小字若太谨慎，则难免拘。宝静小字的可贵处，恰在信手为之，不拘不板。而他以“情趣”为目标的创作意念，则是一以贯之的。

　　末了，谈谈宝静的绘画。

　　由书而画，是一径两程，而宝静何时步入丹青之路，我并不清楚。较之书，我更喜欢他的画。而他追求情趣的意念，正助成了他的画。在我所见的几帧中，如《馨香图》、《若妙合天趣图》，着笔寥寥，极得文人画“随意”之趣：一个公务缠身的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实属不易。

　　我不是圈内之人，评书评画，不过是志谊而已。况年岁已高，尤恐因糊涂而妄言，故极畏为人撰序，然君，我乃友，义不当辞，故云云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