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前驻华大使的夫人黑兰德·罗塔是我的朋友，她陪伴先生驻在中国的时候，学会了画中国画，而且和我一样，画的是重彩画，当我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办画展的时候，她特意来看展览，并邀请我到大使的官邸去作客，去看她的那些独具风格的画。后来，她来北京，又邀我到瑞典驻华大使馆里去作客。就在那里，我发现了几幅使馆里旧藏的斯文·赫定画的画。从此，我对这位名震当时的探险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斯文·赫定一生中多次来到中国进行探险和考察，以坚定的信念，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穿越了号称“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方人、第一个漂流叶尔羌河的探险家，更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已经消失了2000多年的楼兰古城遗址的人。他对新疆、西藏、内蒙古和西北进行了探险和考察，确定了罗布泊的位置。斯文·赫定不是斯坦因那样的文物盗窃者，他被中国政府聘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外方团长，也被聘为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的顾问，以正式的身份进行考察，并受到世界各国元首的接见和礼遇。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和凶险，但也载满荣誉——这些凶险和荣誉绝大多数都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在晚年衣锦荣归后，他把发掘出的一部分文物带回瑞典，进行研究和著录。他去世后成立了斯文·赫定基金会，扶持继续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

　　从那以后，我就专注于斯文·.赫定的踪迹。我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开始了对他的全球追踪。

　　新疆博物馆里有介绍楼兰古国的资料，有丰富的出土文物，在横陈着的数量众多的古代干尸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具“楼兰公主”。这位2000年前的塞种人少女虽不是斯文·赫定的亲自发现，但她的出土地点就是当年斯文·赫定的探险处。无数风干的竹简、保存完好的丝绸衣服，印证了那个神秘消失的沙漠王国的确实存在。楼兰、罗布泊、雅丹，这些悠远的名字早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佚失，然而是斯文·赫定拂去了它们头上的蒙尘。喀什，这个当年的喀什噶尔，这个位于中亚腹地的交通孔道，这个曾经接纳了无数来自西方的探险家、外交家、军阀、商旅、土匪、宗教人士和民族主义者的神秘地方，是斯文·.赫定无数次探险行旅的出发点，也是他无数次跋涉和喘息的加油站，更是他登上荣誉台的地方，然而我走遍全城，也没有看到他的雕像或纪念碑。我曾远去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在冷峻险恶的慕士塔格雪山下的冰大坂上西望，那些钢蓝色的山影就是他从吉尔吉斯斯坦来到中国的地方，冰川和雪崩曾要了他的命。他在喀拉库里冰冷彻骨的湖水里驾筏测量，牵着驼队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穿行，造筏在不毛之地的叶尔羌河上颠簸漂流，他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那一叶不系之舟上，那里是他冒着生命跋涉探险的绝域。然而，往事已已，风景依旧，山河无语，没人能告我当年斯文·.赫定的伟绩在哪里可寻？

　　我也进入过西藏黝黑阴暗的喇嘛庙，这是斯文·.赫定一生中梦寐以求想进入的香格里拉，他甚至不顾达赖的禁令，穿着藏袍假冒藏人混入那里。这是第一位西方人进入那个被高山和宗教封锁了数百年的古老的喇嘛王国。

　　在印度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亚历山大东征”的史料展，一幅巨大的地图上标示着那位无敌天才自西向东的战程，一条粗粗长长的红线从希腊一直画到了印度。展室的对面，就是陈列着斯文·赫定探险时所发现文物的展室，他在印度和波斯探过险，留下了不少文物。展室里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但我注意到墙上也有一幅地图，上面画了一条长长的蓝线，这条蓝线的轨迹和亚历山大的那条红线在从里海到印度的一段几乎重复，但过了印度河后红线停止，蓝线就一直射向东方，经过了喀什后一直通往中国的北京。在西方的学者们看来，斯文·.赫定的探险路程无疑是亚历山大东征路在2000年后的继续，事实上，当年的斯文·.赫定确实也是怀有着这种雄伟的抱负的。

　　伊斯坦布尔，这个充满了东方情调的千年古城，也是21岁时的斯文·.赫定到过的地方。那时他的身份是瑞典王国使团的翻译，苏丹的总督和苏丹本人都接见了他们，还给了他们极高的礼遇——请他们在多马巴切新王宫的御厨房里用膳，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得到的荣幸。100多年后，我也以一个异国人的身份进入过这间御厨房，并在这座城里晃荡，遍览斯文·赫定在他书中记述过的风景，但满城走着的人们，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记得这位不凡的探险家，满城也没有一处纪念他的胜迹。

　　当中国遗忘了斯文·.赫定百年的时候，他的后代也同样把他遗忘。虽然斯德哥尔摩的街头就立有他的铜像，但我遍问路人，却是无一人能够回答我他的基金会现在何处？或是在哪里可以寻找得到他的故居博物馆？或许是因为语言的隔阂，但无论我的英语怎样差，斯文·赫定名字的读音总该是一样的，何况我还把他名字的拼音写在了一张纸上，还是无一人能告我详情。在瑞典历史博物馆里，工作人员对我的提问一样茫然，我通过瑞典的翻译去问也不知道。但她相当热情地给了我一份全市博物馆的分布图，在一个可能是的地方画了红圈，详细地画出换乘巴士的接点，我就这样在异国它乡踏上了孤身寻访斯文·赫定之路。

　　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冒险家、野心家、学者和传教士并存着的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西方国家从15世纪开始，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他们尚未知的东方，一块令人垂涎的富膏之地。一支又一支的船队从欧洲出发，不仅带回了无数的财富，而且获知了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知识，西方人手中的地图边界一再向远方延伸。古代的西哥特人和维京人的血液，也在斯文·.赫定的身上流淌着，他同他的祖先一样，也渴望着一次对不可知处女地的征服，也渴望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探险，也渴求着获得一种人所共仰的无尚荣誉。他在12岁时就为征服北极的豪举所激动，希翼和准备着在成年后能前往那个冰冷的不毛之地探险。他19岁刚刚从中学毕业，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获得了去巴库的工作，虽然那只是做一个家庭教师，但任教的地点远比任教本身对他更具吸引力。他毫不犹豫地就沿着古代维京人向东方的道路上路了。在这个古代维京人曾经到过的遥远国度里并没有满足他的探险欲，他把全部的薪水300卢布作路费，短衣匹马地向严寒酷暑的荒漠驰骋，开始了向更远的波斯和中东的旅行。这是一个青年学生空着荷包到空阔的世界里所作的第一次漫游，也是一次以最简单和最自然的方式进行的探险。

　　获誉回国的斯文·赫定以后在德国的柏林大学就读，著名的李希霍芬就是他的老师。这位德国的学者和探险家，是最早到达中国的西方人之一，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全部的省，甚至台湾。在归国后所写的书里，他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一个人所未道的中国，是他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了“丝绸之路”的名词。斯文·赫定就是沿着这条路自西而东进行他的探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