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斯德哥尔摩全城四处找寻，最后才得知斯文·赫定基金会就位于瑞典民族博物馆、与中国大使馆只有一墙之隔的时候，已经快到闭馆的时间了。这是一座木结构的红顶白墙的屋子，在漫长的北欧夏季傍晚的夕阳里显得很明亮，我就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对这座我寻访了很久的宝库作了匆匆的惊鸿一瞥。这里面最重要的收藏就是斯文·赫定从中国带回来的那些文物，那是瑞典另一处中国文物中心。还有很多斯文·赫定生前用过的遗物、书籍、地图和手稿、别人送他的书，我没有时间一一细看，但即使有时间也不可能读懂那些不同语言文字的书，更无法去研究那些高深的学问。

　　我在展室里注意到一把陈列在玻璃柜里的铁锨，这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旧铁锨，不用看瑞典文的说明我也知道，这就是那把因为它而发现了楼兰遗址的物件。当1900年斯文·赫定率领着探险队在流沙中宿营时，为了找回这把丢失的铁锨，他派一位维族向导奥尔得克回去寻找，但向导带回的，却是几件古代的木雕，这样，久藏于沙中的楼兰秘密就此被揭开。

　　与远东古文明博物馆不同的是，民族博物馆的收藏偏重于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文物，以藏传佛教的文物居多，无数座鎏金的佛像精美无比，默默地面对着金发碧眼的洋观众。斯文·赫定在中国时，曾一次性从一位俄国人的手中拍得600多件蒙藏文物，他把它们运回了国，恐怕就是这批文物。中国馆大厅的中央，竟然有一座清朝宫殿的建筑模型，这是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之一普陀宗乘之庙里的“万法归一殿”，是按照10∶1的比例制作的模型。当年斯文·赫定任国民政府铁道部的顾问期间，为了筹建西北铁路而亲赴美国游说筹款。有一位瑞典富商答应出资，但提出要搬一座第一流的喇嘛庙到美国参加1932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一个世纪的进步”世界博览会。斯文·赫定在承德见到这座殿后，惊叹于它的无比精美，原想将它拆卸后送到美国去参展。但未获政府同意。最后由梁思成负责复制了一座原大的万法归一殿，送去芝加哥和纽约展出，为了指导它的安装，又做了一座十分之一的模型作示意。中国的这座古典建筑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展出结束后几经辗转运到了瑞典，被收藏在斯文·赫定基金会的仓库内，但那件1∶1的复制品限于条件一直没有复原展出，这里展出的只是它的十分之一模型，但已经足够惊人了。斯文·赫定还对另一件中国古建筑雍和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宫里的建筑和各种陈设进行了仔细的测绘和照相，并把它编成图书，这是世界上最全的雍和宫资料了，后世无一人能够做到。

　　斯文·赫定无心做画家，但他也是一位画家。在对那些蛮荒之地进行探险和考察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做着记录，并把他所见到的一切都拍下来，同时也用笔画下来。他并不是个专业的画家，也不搞创作，然而他留下的那些画作真实地再现了100年前中国的西部面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他的画巨细无遗，简洁明了，是对他照片的一种补充，即使仅仅作为视觉艺术来欣赏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速写的原作就陈列在民族博物馆里。

　　和安特生一样，斯文·赫定并不止一次来到中国，他在中国最重要的活动除了在西部的探险之外，还有正式的官方活动。他在1927年以62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组织的西北考察团，赴西北进行科学考察，并任考察团的外方团长。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向野外进行科学考察，也是第一次中国与外国科学家平等地并肩进行科学考察。在此之前，关于西北，“外人所知者实较国人自知者为多”。为了这次科考，中外双方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署了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个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它规定在科考中所发现的一切标本和文物都是中国的财产，必须留在中国，研究的结果由中外双方共享。西北科考团的团长由斯文·赫定和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共同担任。因为这些，斯文·赫定甚至备受外国同行们的指责，然而他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接受了中国人的条件而遗憾过。”此行的结果异常丰富，藏量丰富的白云鄂博铁矿、恐龙化石、居延汉简以及对罗布泊的考察都是震惊世界的发现，这些结果至今还在供国人享用。我在民族博物馆里发现了厚达数尺的发黄笔记，虽然我不识那些文字，不过从附在上面照片上的一群中国人的面孔上知道这就是那次科考的资料。

　　斯文·赫定只把他自己称作为是一位发现家，他说他在每次新的旅行之后对于地球上那块最大的陆地就更觉亲密，他总是会带着更大的计划去作新的地理占领，介绍新的地域和更多的知识。斯文·赫定并非完人，对他的一生，当然地有毁有誉、有贬有褒。但无论怎样，斯文·赫定有几点做法对得住中国人：他说他不是古董商，他来中国的任务只是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的东西，而绝不会把在中国发现的文物拿去卖钱。他在中国西部的探险，有几次是为了个人的好奇心和荣誉，但也有几次是为了进行科学考察，为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往东方的航线。还有一次是为了勘察前往新疆和西北的道路。在他探险的过程中，曾有几次有日本人向他打听有关的资料，并邀请他至日本去访问，但他回答说，在他还没有把资料交给中国人之前，他绝不会告诉他们什么的。

　　100多年前，当斯文·赫定作为来到中国探险的第一人踏上新疆的土地时，他曾说：“来了，见到了，就征服了！”这是亚历山大当年东征时喊的一句话。这句话就印在瑞典民族博物馆的进门处，如果不把这句话看成是殖民者宣言的话，那应当是代表着西方学者们对神秘的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态度，对于那些开辟荆莽的先驱者来说，某种意义上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