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难！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既要完成种族繁育的种群生存，又要完善社会文化的光大迁延，更要完结个体生命的自我实现。这三位一体的“人”，你说难也不难？

　　做一个中国人更难，一个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的一员，一个曾被指斥为“封建保守”要被“改造消灭”却又不间断地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一个“惟命是从”、“不允许个性张扬”的“客观条件下生活的‘个体生命’。这“三合一”的现实，你说是难也不难？

　　郑玉昆就是处在这个关键时代中又想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人。众所周知，中国20世纪全部处在人类大变动的中心，其历程之艰险久长是世所罕见的，其过程之艰难困苦亦是举世无双的，更了不起的是，这一漫长艰苦历程，基本上是在中华民族自身的磨难奋斗中独立完成的。郑玉昆正是这一历程的亲身参与者和经历者。他是天降于这个世纪的一个中国小子，他的人生历程是从“小子爱炮”开始的。不幸的是，他又选择了像“姑娘爱花”一样的“绘画绣花”的“文化行当”。

　　更为不幸的是，苍天未假与他一个世纪的长寿，他的英灵只能在“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叹息中安息。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这个时期的100年，大致可分为相等或近乎相等的四个历史阶段：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到1926年孙中山逝世，是中国人民推翻清朝政权，建立民国政权的重要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革命”；从1927年马日事变蒋介石叛变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数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艰苦考验，这个阶段完全可用“战争”两字来概括；从1950年清反肃反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结束为止，共和国经历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与文化革命等一系列正正反反的“巩固政权”、“反对演变”的全民运动，我们不妨将其总结成“运动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从停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经历过多次以“开放改革”为目的的各种探索、斗争，也有教训与反复，使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复兴”之路，我们不妨将这一重要的阶段称之为“反思”。就这样，“革命、战争、运动、反思”8个字，总结了中国20世纪的历程。试想，在这样的百年之中，有几个身体不受到威胁摧残？有几颗心灵不受到震撼波及？有几个人和家庭还能自由与平安？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郑玉昆先生的生命历程吧。郑先生出生于中原嵩山脚下的一个山村之中，他是上世纪30年代初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出生的人，未及弱冠，他已戎马赴朝了，在战争转向运动的时代大潮中，他也从“武化”的职业军人完成了向“文化”的职业画家的转化。当然，他不可能逃脱时代文化大潮对他的桎梏。他在绘画的路途上选择的“第一口奶”只能是对他毕生最爱的祖国民族绘画的“改造和批判”。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与悲剧的开始。勿容讳言，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改造与批判的前提和目的都是消灭，我们改造了地主、二流子，批判了富农与资本家，他们不是都被消灭了吗？遗憾的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继承了民国时期对民族文化批判与改造的“革命手段”与“政策策略”。于是，郑玉昆只有在改行弃武从文之时，喝了“西洋形色”的“洋奶”。他无法不喝那个时代配给的唯一食品。他是一个极其勤奋刻苦的人，数年便在水彩画领域取得了优异成果。但他不是一个顺从的羔羊，他是一个善问善思、有独立主意的血性汉子，他性格中的军人个性迫使他又一次作出了生命的选择。正在他的绘画之途被世人看来是“如日中天”之际，他再也无法容忍绘画的母体受到屈从与误会的曲解。他不只一次地表示，我们错了，我们错得太大，错得太远了。这是一个先觉者最坦诚、最伟大的表白。不但如此，他还毅然决然地离开一般画家们梦寐以求的美术院校这座教学殿堂，他要回到哺育他的父老乡亲与中原大地上，去实现他自己孤独的生命价值。世人以为他莫名其妙地还乡了，谁知道他是怎样地感受到先觉的苦痛与心灵回归的愉悦？他在舍命全节的前提下，放弃了小我的荣辱，要找回绘画理想中民族文化的大节。他在许多铭刻的印文中作了如此许多的表白：吾家伏牛山下，满目云山柴门静，嵩山，嵩山之林，负雅志于高云，壮心未同年俱老……等等。他比更多的人承受了运动的折磨，也体会到了反思的快乐，他在嵩山脚下的山村里，在他劳作过的原野上，在父老乡亲们熙熙攘攘的集市与庙会中，他看到了那不同于希腊神灵大卫、维纳斯们的形体与气质，看到了那与奥林匹斯山完全不同的裸露岩石，看到了等同于宙斯窃火精神一样伟大的山村农家小屋里求学的读书灯光……他不再去制作那种靠洋模特模式拼凑的指定题材的参展作品而求得场面上的轰动效应，他也不再打着学术探索幌子去闭门造车式地埋头搞什么基本功练习与技能教材。他就是一个县文化馆中的美术工作者，他的工作目标就是要用他的绘画和交流来让他的父老乡亲找回那原来生活中处处皆有的、被革命战争和运动搞失落了的民族美术的本体与真魂。他画他看到与想到的一切：郊原、旷野、古村、奇树、唳雁、鸣虫……他用心去听，去记，他还刻苦习字，用劲写诗，大声唱曲，埋头刻印……为的是找回这民族绘画中熟知的一切固有元素。当然，他更要动员他的同事、战友、学生、亲属来共同做这一切。他也要不停地对社会关于美术的曲解与误读作批评、做调合、作屈从、决取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但作品颇丰，也形成了一定的构图程式与绘画模式，还团结组织了以郑州地区为核心的广大的画家创作群体，组建了郑州画院、中国少林书画研究会等组织。这一切在上世纪末文化反思的大潮中，被美术界称为中原画派或中原画风，他竖起一面旗帜，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不少特征至今还为人所津津乐道。

　　诚然，郑先生生前知道，他的作品并非完美地表述了他对祖国绘画的认识与解读，他挣扎着用他能想到的和把握的所有法式与思想，甚至包括版画、雕塑、宣传画与工艺这些其他美术行当的手法，来舒展他自由的心灵。但是，这些都受到他那个时代政治与美术的桎梏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美术思潮的局限，使之未臻至高境界。然而，这些丝毫不影响郑玉昆老人的成就，更不能动摇这位先知先觉的先贤在我心目中正直、独立、勇敢而伟大的精神形象。试想一下，在荒芜了一个世纪的民族文化园地中，由于经济政治的变革引起的社会原因，国画已成了海市蜃楼似的荒芜天堂，当时有多少人敢踏上这民族文化回归的荒芜之途。毫无疑问，郑玉昆老人是少数身体力行的勇敢的先行者之一。他选择了最难驾驭的诗书画印结合的国画语言，他力争在自己的努力下将这种语言让时代文化接受，他的印刻得有模有样，他的字可识而流畅，经过他的努力，题诗也有不小长进，有些已是不错的民间歌谣了。他的画题材广阔，反映现实生活，画面雄浑明快，通俗明白，毫无做作痕迹。这些都反映了他朴实本真、求文明理的追求。

　　不幸的是，时代赋予他的文化欠缺太多太多，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对他的局限太大太大，一个多世纪来对民族绘画的糟践程度又太深太久。毫无疑问，他“求雅通俗”的国画主张是发展国画的纲要。他明白他的画“文雅不及而甜俗未极”。他的一生，正是为了从“文雅”与“通俗”两个方面奋斗的。他的格外在意与分外努力渐获社会认可而要转向更深更高的文化本质发展时，他终于身心崩塌而与世长辞了。他无愧于祖国人民，也无愧于父老乡亲与他自己。在漫长的美术史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奋不顾身的生命，以及他那忠贞的灵魂，用蹒跚的身影拙拗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那些朴实而多情的绘画探索，也只能留给我们一串惊叹。他的主张是中国画发展路途上永恒的指路明灯一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