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江南小镇的一个中医世家。童年开始习字临帖，小学里，美术老师常以新的图画本奖励作画勤奋的学生，并且可以以旧换新，在这种激励下，我逐渐爱上美术。初中开始学习水彩写生，特别喜欢雕塑家张充仁的水彩画，曾细细研究他的平塗的色块中颗粒效果从何而来。

　　后来，考取了浙江美院附中，接受了全面的基础教学，除了素描、色彩之外，还有国画（工笔人物和花鸟、山水、树石及各种皴法基础）、书法、构图和创作。适逢莫朴、王流秋、张怀江、金浪等一代大家名师下放到附中任教，受益匪浅。水彩依然是我的钟爱，马玉如老师的一批藏区水彩写生给我莫大的启迪，激励我在那饥贫交困的年代，常常饿着肚子去写生，在写生中忘却饥饿。

　　附中时期，受到版画系教师作品的熏陶，毕业时选择了报考版画专业。“文革”期间，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在“革命”之余，我临摹毛泽东的书法，而主要是他的硬笔书法，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很有一番味道。大学毕业前夕，偶然得到一本纪念鲁迅的图片集，被童年鲁迅生活过的水乡绍兴所吸引。想不到几个月之后，我被分配到鲁迅纪念馆工作。庆幸的是所学版画专业在此得到运用和发挥，借以纪念馆陈列开放的需要，我先后完成了《童年鲁迅》《当铺》、《社戏》、《鲁迅与闰土》、《长夜明灯》、《投一光辉》等多幅创作。而正是这些，使我有机会被母校录取为“文革”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绍兴的10年光阴，为我以后的创作实践奠定了生活基础。

　　导师赵宗藻、赵延年正当年华，并且历来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吸纳和融合，便首先安排我们去了敦煌，接受民族文化的再教育。在敦煌，我开始启用宣纸和皮纸作画，从中体悟了墨彩交融的感觉。不久又去了渔村深入生活，更自觉地将速写改变在宣纸和皮纸上实践，或将水彩写生移位到宣纸上进行，初步品尝到其中的趣味，《激浪》、《帆影》、《出海》、《绍兴小景》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1988年，浙江省美协和美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水彩水粉画大展，我被分到一张进口水彩纸，不料，一幅《乌篷船》，竟被评为一等奖。从此，坚定了我要把水彩作为版画之余的创作信念。

　　然而，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洋纸上的多次实践，总是重复平庸，难有进取和突破，迫使我重新思考回到宣纸。

　　学过版画的人，习惯于从整体的视觉出发，去考量作品形式构成的黑白灰。黑白灰是通过点线面的形式来实现的，在黑白灰中，黑与白是两个极点，几乎没有变化，而灰色的呈现的手段、形式和方法，往往决定了作品的风格，所有的变化都在灰色的经营中。国画中各种皴法，油画中各种笔触运用，版画中各种刀法和肌理，都是灰色经营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理念也成为我实施绘画的准则。

　　在墨彩绘画中，墨是体，彩是衣，墨彩互济，相映成辉。

　　前辈林风眠先生将油画所表达的情怀融入墨彩的内涵中去，成功地创出了东西方韵律相结合的新品种，令我仰望。“调和中西，创造现代”，依然是我辈的艺术使命。

　　版画艺术，独具魅力，它的间接性的艺术效果为其他艺术无法代替；版画的印痕之美能否也成为我墨彩绘画中的一个元素？值得一试。

　　岁月如流，不觉已过花甲。版画力作，尚需努力，墨彩实践，连续不断；中国的纸墨，中国的颜色，前辈的经验，综合的理念，版画的视觉，水彩的技法；线条、墨韵、彩色、印痕，交替互补；搜寻，整理，想象自然形态之美；三十余载日积月累，汇集成册，实为一个实践者浅薄的脚印。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从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逐步探索图像程式，形成风格，是当下乃至永远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