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家对王羲之作品推崇有加，口碑载道。南朝宁羊云：“羲之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摄众法，备成一家。”梁武帝萧衍云：“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南朝虞和云：“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南朝陶弘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明人解缙云：“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明人董其昌云：“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清人王文治《跋怀素“小千文”》更是下了断论：“右军草圣之室，自唐以降，罕有能入之者。”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亲撰《王羲之传论》题赞：“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魏文帝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此俨然衍成“书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下书家尽归王，王羲之遂被圣化为“墨皇”。羲之之后，无他书，孙虔礼草书《书谱》，全法右军，颠张醉素，皆从右军出，米书虽奇险瑰怪，任意纵横，而清空灵逸之气，亦与右军相印。

　　王国维论诗词：“四言蔽而有楚辞，楚辞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古诗蔽而有律绝，律绝蔽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俗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义，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诗词如此，书画何不然，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诗词书画皆人之公器也，流质易变乃艺术之规律。于是，对于王书的不同评价纷现。韩愈《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大意是说王羲之书法有迎合社会流俗之嫌，趁姿媚，即追求字体之妩媚。据传，他曾以所写《道德经》自山阴道士处换来白鹅。曾被奉为神圣，几若百川之朝东瀛的二王书法，韩愈竟斥之为“俗书”。有人分析，退之性不喜书，固未知右军书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扬之语耳。但此论一出，唐人草书遂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矣。

　　有过类似言语者，不仅韩愈，《宋史》载：“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较之“俗书”，“恶札”之称更甚，其颠狂程度可想而知，且此话又是当着皇上的面“掷笔于地”后说的，百无禁忌也，骄蹇不法也。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米芾还有过“老厌奴书不换鹅”之类的诗句，“奴书”亦“俗书”矣。黄庭坚也说：“俗书只识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前人评书，虽有偏徇失实、褒贬不公之处，却有规律可言。

　　对王书如此，对王书一脉的非议就更普遍了。

　　就赵孟頫书法，明人莫云卿云：“正似寰匮俗子，衣冠而列儒雅缙绅中，语言面目立见乖杵，盖矩矱有余，而骨气未备，变化之际，难语无方。”明人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贬赵最烈者，当数傅山，“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园转流畅。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觚棱难进，降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今人启功《论书绝句》也评骘道：“朴质一漓成侧媚，吴兴赝迹日纷沦。明珠美玉千金价，自有流光悦妇人。”赵氏五体皆精，独创赵楷，只嫌其书稍过媚滑。包世臣《艺舟双楫》讥赵书“如市人入隘巷，无顾盼之情”。

　　万历以前书家，如祝希哲、文徵明等，皆吴兴弟子，华亭一出，明之书法为之一变。董其昌评价赵孟頫“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而恽南田对董氏“香光体”书法的评价为：“承公孙子（孙承泽）尝与余论董文敏书云：思翁笔力本弱，资制未高，究以学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