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平阳县古称横阳，早在东晋时就建县，历来文风鼎盛。至上世纪的新文化时期，平阳还出许多文人才子，青年负笈东瀛不少，学法制的，学西医的，学农科的。解放时，镇压了一批。有的则去了台湾，比如国民党报魁马星野、化学家苏步皋；有的在大学任教，如数学家苏步青、外语家吴景荣、历史家苏渊雷等。至“文革”结束，旧式的文人，唯留张鹏翼、王建之两老。

　　张、王二老皆擅书长吟，都担任县文联顾问，备受乡人尊重。张老号自怡，性格温和，家里常是高朋满座。王老号散翁，天生狂狷，口无遮拦，易得罪人，去看他的人就少一些，显得有些孤怜。二老常有往来，但却是貌合神离。张先生书从李北海出，晚年喜以鸡毫作书，名重江南，作诗学杜少陵，庄重有余而欠烂漫。建之先生书专二王，儒雅从容，诗名重于书名，颇为自负。

　　不知是对鹏翼先生心存妒嫉，还是不屑张先生的字和诗，建之先生有时会在公共场合与鹏翼先生过不去。某次县书协开会，张鹏翼先生与王建之先生面对而落座。王先生说：“鹏老，你号自怡，你天天自己快乐，而不知别人不乐也。”张先生气得面色发青。张老语拙，往往争不过王老，有气往肚里咽。王老脾气大，吵架要立马见胜负。有一次，两老争嘴不下，王老竟将藤椅摔向张老，大叫绝交。两日后，王老像无此事发生一样照样窜张老的门。也有人为王老叫屈，老画家叶成浩对我说：你们都在为张鹏翼歌功，实则最冤了王建之，王先生书法学问都高出张先生多多。

　　年轻时，建之先生自持才高，胆大。上世纪30年代在南京、江宁一带从事新闻等工作，与马星野、王云五、俞平伯、胡愈之、赵朴初等过往甚密，组织诗社“辛社”，可谓春风得意。他与马星野是少年同学，又是近邻亲戚。当时马星野任《中央日报》社社长，是蒋介石的要人。一次他去《中央日报》社看马星野，一进大门，便高呼马氏小名。不久，就有卫兵将他请至一室，奉上好烟好茶及明星画报。告之马社长有要事，大驾稍候。王先生便喝茶读报，中欲出门小解，发现房门紧锁，出不去，只好忍着，在室内来回走动，大骂马星野。原来马氏恐王先生诗人天性，在报社中高呼其小名，岂不难堪，故取此下策。至马星野下班请他吃晚餐，任其责骂。

　　建之先生抗战后回乡，创办“别古书院”。解放后任中学教师，1957年错划为右派。他作人不方圆，在繁复的政治运动中饱尝人生的艰辛，以至众叛亲离。至“文革”结束得以平反，变得胆小怕事，但又不改恃才欺人的毛病。某次，一人求先生诗，此君于“文革”中甚是风光，先生便以僻典讽刺。受者不知，到处宣扬，有人揭示，此人大怒。王老得知忧心忡忡，自言自语：“在某日大街上遇他，他的自行车从后面碰我，该如何是好呀？”

　　我是在王先生谢世前两年认识先生。时王先生狐身一人，住昆阳北门的老宅“翊庐”，这是马星野的旧居。朋友引我往见先生，老宅是个四合院，先生住在边角一间小屋，昏暗，逼仄。大晌午的，老人裹着皮袄还在瞌睡，午饭好像也没个着落。桌上有一封来信，老人拆信，递给我们过目，一脸自得。信是温州老诗人、书法家陈铁生先生写的，请教做诗，甚是恭敬，称王老“东瓯骚坛祭酒”云云。壁上挂着一叠英文报纸，我很惊奇，先生还懂英文呀？老人说，我这一生没有出过诗文集，只印过一册与吴景荣合写的《英汉词性漫谈》。我大吃一惊。

　　我诚惶请先生为我写一张字。二日后，先生为我写了一首嵌名诗，诗曰：

　　陈陈未必总相因，经纬才多意自新。

　　空谷足音真一快，早知君是善书人。

　　诗前有一小跋，云：“疏庸老迈，久与世相违，应命作书以奉陈纬同志方家兼正。”我激动不已，原只想先生片纸只字即足，想不到专门为我作诗，且虚以延誉，实难堪负。

　　随后的时光，本应与先生有更多的交流，遗憾的是偶相逢，总是匆匆，竟无一次单独相处的机缘。后来，我调离县城去了乡下，听朋友说起，老先生有时会询问我的近况，这总让我心内不安。直至先生忽一天谢世，来不及打声招呼便永诀。

　　我想为王先生做一些事，从乡下调到县文联工作后，多方搜集先生的遗作。先生诗歌散迭，生前无集。我多方搜集百余首，只是冰山一角。读先生的诗，诗如其人，超凡脱俗，天真烂漫。我师萧耘春先生告诉我王老的一则逸事：

　　诗人陈天孩寓平阳时，曾写《百花诗》一卷，甚是自得。某一日往访王建之先生，见王先生桌上有一花开得绚灿，很是欢喜，遂问王先生此花何名。王先生回答：“你不识此花，如何为它作诗？”陈先生一时语塞，惭愧莫名，回家一把火将《百花诗》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