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六记：“苏东坡一日得粗纸一幅，题云：‘此纸甚恶，止可鑱钱饷鬼而已。余作字其上，后世当有锦囊玉轴什袭之宠，物之遇不遇盖如此。’”

　　这话真写得是神采飞扬，意气荡荡。

　　一晃，500年过去了。500年后，清人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卷九中提起此事时谓：“昔苏文忠公尝书赫蹏，云：‘吾此纸可以劖钱祭鬼，后五百年当受百金之享。’当时人或嗤之，然至今日，又岂止百金之享已哉！”梁章钜说的是真的。如果要放在现在，加上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一字岂止万金之享了！后来有注释说这种赫蹏本指汉代常用的一种小幅薄纸，并谓是“用作佳纸的泛称。”【注一】苏轼明明说的是“鑱钱饷鬼”，这自然是一种最差的上坟祭祀用的纸，怎么能是佳纸呢？

　　实际上，苏轼写字不只是这一次用很差的纸，他写字似乎真的是唐人说的善书者不择纸笔。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亦记录苏轼远谪海外放归时的书写：“东坡自儋耳归，临行以诗留别黎子云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见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后批云：‘新醸甚佳，临行写此，以折菜钱。’宣和中，予在京相蓝，见南州一士人携此帖来，粗厚楮纸，行书，涂抹二字，类颜鲁公祭姪文，甚奇伟也。具理，南荒人缾甖。”风流潇洒，实在不是一般的换菜钱的千古人物。就是这样的粗厚楮纸，谁眼见是谁的福气。

　　而苏轼不只是在不好的纸上写，就是裙铭、靴铭，苏轼也一样地题写，一挥而就。虽然是在梦中，但是换在现实中，这样的题铭不是莹莹地列载在《东坡志林》中么？

　　但是苏轼当时这样题写，也许真的还遭人嗤笑了。耻笑他的人是因为无知，也是因为心小。记得启功也这样说过，越是差的纸，他越是放得开，写得好。启功当然是谦逊，也还有嬉戏的成分在里面。但是面对不好的纸墨，心里的那一份自信却认为自己的字绝对是有价值的至为重要的气息。所以，写得好歹，不在纸墨，而在写的人的笔底功夫。

　　纸墨再精良，写得不好，字丑陋，也只是纸的不幸。可是纸的运气好，就是这样的糟纸头，碰上苏轼了，就是锦囊玉轴之宠，——岂止锦囊玉轴，也许竟有保险柜之宝藏。我也见过写得很差的人，可是因为折腾出名气，又碰上没有眼力的人，就给供银子，结果就弄了很精良的纸墨，上面抹满了大花脸，或者就是一纸的跳梁。最后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至于苏轼的字和碑，虽然在乌台诗案后被毁弃的很多。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五：“淮西宪臣霍汉英奏欲乞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毁，诏从之，时崇宁三年也。明年，臣僚论列，司农卿王诏，元祐中知滁州，谄事奸臣苏轼，求轼书欧阳修所撰《醉翁亭记》，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为之贐遗，费用公使钱，诏坐罪。汉英遗臭万世，臣僚亦应同科。政和间，潭州倅毕渐亦请碎元祐中诸路所刊碑，从之。”这就是崇宁三年、四年大毁苏轼碑石的引子，臭名昭著的是两个人：霍汉英、毕渐。如果没有这两个人，苏轼的书法绘画流传到现在的必定很多。陆树声《长水日抄》：“东坡翰墨，在崇宁大观，则时禁太严，尽行焚毁。至宣和间，上自内府搜访，一纸直抵万钱。而梁师成三百千取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释子，所藏寸纸尺幅皆以重购归之贵近，其卷轴之输积天上者，值金人犯阙，轮运而往。夫临时则妒贤嫉能，异世则追求省识于毫墨缣素间，人情之变幻，前后若此。要之不与时磨灭者，固自有在，公论之在人世者，亦若此。”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三乙编《东坡书画》亦谓：“东坡谪儋耳，道经南安，于一寺壁间作丛竹丑石，甚奇。韩平原当国，劄下本军取之，守臣亲监临，一纸糊壁，全堵脱而龕之以献，平原大喜，置之阅古堂中。平原败，藉其家，壁入秘书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无恙，壁至今犹存。坡之北归，经过韶州月华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题梁。坡欣然援笔，右题梁岁月，左梁题云……右梁所题，一夕为盗所窃，左梁字尚存。余尝见之，墨色如新。坡归，至常州报恩寺，僧堂新成，以板为壁，坡暇日题写几遍。后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寺僧亟以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赖以全。至绍兴中，诏求苏黄墨迹，时僧死久矣，一老头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临本以进，高宗大喜，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可见苏轼的字画在宋时朝野的影响和为人爱护。就是他的字价彼时就很高扬，也一直似乎就没下滑过。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二十二记苏轼的一幅扇面就说：“国朝王士祯《居士录》云：元张伯淳《养蒙集》有苏公海外十扇跋，谓一扇不减百金之直，盖尔时去坡百余年，题扇犹有存者，然贵重已如宝玉大弓矣。按伯淳谥文穆，赵之昂之内兄也。”最后带一笔，补注张伯淳的来历，是为了强调苏轼扇面的价值不是虚诳的信口开河。但是这个字价不是苏轼自己索讨定制的。

　　眼下的人的字画的价格却正好和苏轼相左，在世时下功夫炒作，欺世，把价格蒙上去，逮住谁抠一把，但是刚弃世就掉价。为何？苏轼不是单一靠写字取悦于人的人。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上：“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

　　（未完）

　　（注一：福建人民出版社，梁章钜著《浪迹丛谈》 刘叶秋 苑育新校注，198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