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舜威

　　我和亚辉可谓一见如故。因为兰亭书法社，我们走到了一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遂约定：今后直呼其名，互享“发小礼遇”。

　　我们之所以如此相契，不仅仅因为书法，不仅仅都与大散草堂亦师亦友，更因为同怀文心，共通性情。奇的是，“高考元年”我们曾获得了同一所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只不过我去报到了，亚辉则另有所求而选择重考，要不然，我俩早在35年前就成为同窗了。往事如烟，青春不再，两人回首往事，交臂把酒，不胜感慨。好在这些年来我们所学专业不同，所操职业各异，但有一点始终不谋而合，息息相通，乃至于殊途同归，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痴情不改，对古典诗词和书法的锲而不舍，对江南文人生活的心向往之。

　　事实上，亚辉在书法道路上起步比我早，他自幼受宁海老家乡贤的启蒙和熏陶，上大学后习书不辍，又有机会拜访京城书法名家，提高很快，入道很早，得以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书法热”的“头班车”：1984年获文汇全国书法竞赛二等奖、北京市书法比赛优秀奖。数十年持之以恒，博采众长、熔于一炉，亚辉终于走出了一条个性特色鲜明的书法之路。王冬龄先生评价亚辉“才情足、悟性高、功力深”，可谓知者之论。

　　我始终认为，书法不是孤立的，需要深厚扎实的文化学养作为基础，它是文人达情适意的手段，是文人灵性韵致的自然流露。受宁海地域文化的影响，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文人名士气息，绝非惯用的“儒商”两字所能涵盖。和他喝酒是一种陶醉，和他论书是一种痛快，和他唱和是一种愉悦，而听他唱京剧昆曲，则在佩服之余顿生自愧不如的无奈了。在民国的文人名士中，“票友”不在少数，现在却稀如凤毛麟角了，这绝对是一种才情的体现。

　　亚辉的书法，碑学汉魏，草学晋唐，呈两种面貌，一种是北碑为体，一种是南帖为用。两者又密不可分，在写北碑一路作品时，于雄强、开张、霸悍中平添几分草书的灵动和秀逸；在写草书作品时，则又蕴含碑的厚重与凝炼。这就有点书如其人的味道了，在玉树临风的书生气质下，分明透出宁海人特有的那种硬气与倔强。

　　他在碑学上从《张迁碑》、《峄山碑》、《曹全碑》、《西狭颂》、《石门颂》到《张猛龙碑》、《石门铭》、《郑文公碑》，无不悉心临习。特别可贵的是，在陆微昭先生开了用行草笔法作北魏书的先河的基础上，顺着这条路勇猛精进，走得更远，更臻奇境。其书法集中的《录谢榛中秋宴集句》、《毛泽东水调歌头词句》、《苏轼赤壁怀古词句》，都堪称这方面的上乘之作，峥嵘茂密，从容跌宕。这一路作品的书法史意义在于，北碑以严谨沉雄著称，如何让魏碑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直是书法界为之探索不已的问题。康有为提出碑学理论并付诸实践，为碑学创作开辟一条新路。他的弟子徐悲鸿、萧娴各有建树。但后来者如果亦步亦趋，就落入因循守旧的藩篱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曾兴起一种“新魏碑”，将北碑推到了极为大众化的与美术字无异的境地，固不足论。以文人学者的身份投身于碑学革新而取得卓越成就的，陆微昭先生是独树风标的一位，其成就广为人知。其书风一言以蔽之，是在魏碑的基础上注入当代性、文人化的元素，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亚辉沿着陆微昭走出的这条路，发扬光大，得其拙而更拙，得其雅而更雅，得其逸而更逸，得其放而更放，在当代碑学创作中可谓面目独具。这也印证了古人所云楷书要有飞动之势的论断是非常重要的。

　　亚辉的行草书，从晋唐入手，于《兰亭序》、《圣教序》、《书谱》得力尤多，近则取法林散之，更与王冬龄先生时相过从，得潜移默化之效。婉转圆润，有江左风流之风，书卷气息扑面而来。而其深厚的碑学功夫，则为其草书增添了几分凝练沉稳的筋骨气局。

　　纵观亚辉的书法，在碑帖之间左右逢源，在古今之间俯仰自如，和当今书法界则保持若即若离、不卑不亢的姿态，在百忙之中，享受书法的快乐，在埋头读书、昂首高歌之余探求书法的真谛，可谓深得书法三昧。观其作书，每每果敢爽劲，斩钉截铁，凛然有大将之风。书法虽其余事，其技法境界，则足以和当今名家之流比肩也！